致孔孚先生的一封信

    回想从九○年春天幸识先生到现在,已有四年多了。对诗歌所付诸的热情与追求,一直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尤其是见到您被疾病所困扰,就更加惭愧。
   
    去年年底,陪一位英国作家登佛慧山,产生一种想法：好象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以后,最后才刚刚接近起点。“终点”的含义太不明确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因为早已到达。几年以前从先生那里认识了“无”,但它又暗暗地困扰着我。“从有到无”……那么,“无”是不是一个“极致”、“诗的最高境界”呢?是不是“诗到‘无’为止”呢?在大著《远龙之扪》正文最后一页,我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前行到极处,又会返回 。这便是艺术之‘生化返’规律。”现在诗学领域缺乏“承前启后”的著作,《远龙之扪》的出现,不仅建构了“现代东方神秘主义诗学”的框架,而且对汉语诗歌的未来具有兆示性的作用。
   
    现在诗评家们经常开会讨论新诗的前途与命运,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艺术思维中的“惰 性”已使他们习惯于打“擦边球”。印度前总理尼赫鲁说过：“水就在我们脚下,可是我们谁也喝不到,于是许多有志的东方人都拖垮了。”我看这倒是对我们“诗坛现状”的十分形象的描述。
   
    一个世纪的终结即将来临,中国新诗也到了一个该加以总结与反思的时刻。“一个世纪终了之际,总会有人出来说话。谁将开口说话?”这或许是汉语诗歌给予每个中国诗人的巨大压力。从一九八九年起,几位用死亡冲击诗歌极限的青年诗人对我的震动是巨大的,引起我对诗歌本体的更加深入的思考。
   
    最近我特别关注“晚年”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晚年平庸,那他往昔的辉煌恐怕也是成问题的。正如冰心女士说的：“只有老了,我们才能看出他是不是一个真的诗人。”冰心先生能说出这句话,是太难得了,想不到竟出自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之口。您多次谈到“诗并不与‘老’同步。”现在看,这一认识极其重要。我将其视为衡量、评价新诗近八十年历史的一个尺度。最近,《诗歌报》连续发表牛汉先生撰写的“艾青名作赏析”, 均为三、四十代的作品, 我看这些“速成、急就的抒情”曾经有过闪光的时刻，但是今天牛汉先生试图用洋洋万言树立起“中国新诗的大形象”来,其结果是徒劳的。一位荷兰学者惊奇地发现：“在中国,诗歌写作仿佛和年龄成反比,20—40岁是一个人的高峰,40岁以后就走下坡路。”他之所以奇怪,是因为在欧洲,一个诗人的见解,随着年龄增长而加深,并在晚年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难怪有人认为中国人是“出生入死”,西方人则是“出死入生”。这也许是我们许多已经步入“晚年”的诗人不情愿接受的“宿命”。您在六十岁推出《山水清音》,本身就是对这种“宿命”发出的强有力的挑战。《山水灵音》可视为一个过渡期,到了《峨眉卷》、《远龙之扪》问世,已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诗人生命力的一个奇迹。从诗学角度来看,应视为新诗的“创世纪”。
   
    关于“顾城之死”,您也许有所耳闻。我更关注的是,他这几年在海外诗歌观念的变化。他在讲学时指出现代新诗之道路是从“自我”到“自然”,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讲：“也许还要过许多年,我们才能看到‘无不为’和中国当代艺术的作为和结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您这些年的创作成就?我看顾城的确是在诗歌中使用“减法”,他们那一代中最早的一位。可惜在西方文化“有”的压力之下,他没有进一步实践,没能走得更远。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顾城是“朦胧诗人”中走得最远的一个。
   
    顾城对“文化大革命”独特的悖论式的认识令我惊讶,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庄子反文化意识的再现,那是一场大游戏,从“齐物者齐天”发展为“无法者无天”,最后演变成一场对文化秩序的否定和毁灭,所以毛说“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也会说：“一万年后,我们都很可笑。”他眼中所看到的不正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吗? 由此,我产生了对文革与诗歌现状之间的悖谬反思,主要有两种意义：首先是一次“口语书面化”的变异,可以看作是继“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的汉语的又一次蜕变。这种革新是在“集体无意识” 中完成的,那部发行量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毛主席语录》是否能被看作一个标志或参考文本呢?这有待于进一步讨论。（有人戏称之为现代汉语的一个里程碑）依据这种观点,已经形成一部比较彻底的现代汉语口语化（白话）的书面文本,那么这种“语言变异”无形之中给未来可能的诗歌注入了活力。也许您可能认为这只是主观臆断罢了。但没有经过“文革”洗礼的台湾现代诗在语言上至今有“隔”的感觉。另一层意义：它是一次对“丧失诗歌意志力与诗歌一次性行动的清算”,它可以表现为对诗歌创作队伍的“大清洗”和“优胜略劣汰”。这种“清洗”当然是残酷的,但“劫后”真正得以幸存的诗人,焕发了又一届“青春”,并注定将走得更远。那才真是“冰川孑遗, 峨眉高士”!
   
    还有值得一提的台湾诗人洛夫,他至今没有能象诗评家任洪渊先生所预言的那样：“成为渡过历史险区的第一个当代中国诗人”。也许历史最终没有选择洛夫,他在“隐题诗”方面的探索值得尊敬,但现代汉诗应该“贵虚尚无”,继续在“有”的形式束缚之下,恐怕那只“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鹰”难以飞得更高更远！
   
    我认为您是一位“出生入死,又出死入生”的诗人,是那种经过了长久的沉默之后,“一个时代通过他而思考”并最终开口讲话的人,“领受天启”而“抟虚宇宙”。记得在《峨眉卷》问世前后,听您几次说起可能停笔的想法,但我一直持怀疑态度。“远龙”既已“扪得”,那么新诗之“承前启后”的伟业是否“大功告成”了呢？从《西域行》和《帕米尔》组诗里,我已经听到了您的回答。拨开新诗近八十年的重重迷嶂,您还在为汉语诗歌的未来——那条“远龙”催生。“快分娩了,快靠岸了”！（辛冠洁诗《盼》）
   
    从现在的文化格局来看,诗歌在整个世界都倾向于一种“边缘中心化”的位置。它自觉地抵制“集体主义文化模式”的影响,在一个“加速运行”的时代里,逐渐放慢写作的速度,这意味着一个人在最大限度上将面临孤独与寂寞,那是“万古而幽蓝的寂寞”。路过丛林中那些无名的墓址,谁将又一次发现那只佛现鸟呢：“它闭着眼睛/搜索光的消息//一蝮蛇凑近过来/献上花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