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成与北京大学

   盛成先生不仅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成就斐然，而且从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就开始走上讲台，到他晚年归国后依然不弃教鞭，教书育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了。从巴黎大学的中国文化学院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盛成先生曾经在海内外多所著名大学任教，然而最令他难忘的恐怕还是在北京大学的那段岁月……

    说起盛成先生与北大的关系，要追溯到五四时期他与北大结下的不解之缘。1918年夏，盛成从上海震旦大学读完法语预科，作为留法预备班的学员，乘车北上到长辛店京汉铁路车务见习所工作。在火车上，盛成结识了在北大经济系的学生郭定荣，由于两人是同乡，所以很快就成为好朋友。1919年“五四”前夕，巴黎和会上北京政府在卖国条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举国上下民众的愤慨。五月三日这天是星期六，盛成赶到北大马神庙学生宿舍找到同乡郭定荣，想探听一下时局变化的消息。当晚，他随北大学生一起到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开会，新闻研究会的邵飘萍先生，向学生们通报了巴黎和会上蒙受国耻的经过。同学们群情激愤，共同商定于五月四日这天到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

    第二天一早，盛成就匆匆来到北大。下午三时左右，他与学生们一道参加了示威活动，并亲身经历了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那一幕幕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事后，他返回长辛店，发起成立了全国最早的救国十人团组织，并被选为长辛店救国十人团联合会的主任。在这次运动中，盛成与北大学生许德珩以及天津学生领袖周恩来结识，并结为亲密的战友。此后不久，他与周恩来等“五四”运动的精英一起，走上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道路

    1929年10月，当盛成从海外载誉归来的时候，蔡元培先生在上海为盛成举行了欢迎会，并期望他能到北大来教书，盛成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当时，南京中央大学的震旦学友徐悲鸿和国学大师柳诒征先生也请盛成去该校任教，均被他婉言谢绝了。不久，盛成经朋友推荐当上了国民政府要员张继的私人秘书，这使他很快就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后来盛成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官场的黑暗，于是辞去这份差使，于1931年秋来到北大文学院外文系任教。

    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先生，为推行他的教育改革正在招贤纳士，像盛成这样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年轻人才，正是北大所急需的中坚力量。当时外文系主任是温源泞，徐志摩、周作人、宋春舫等几位教授都是外文系的教授。盛成被聘为法文系教授，给三、四年级的学生开“法国诗歌及小说”和“法国文学史”几门课程。当时法文系主任由晚些时候从法国归来的梁宗岱来担任，盛成与法语系的两位同事一起，住在府右街的一所洋房里，他们分别是曾觉之和法国教员邵可侣。

    在北大任教期间，盛成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邀请，在清华兼授法文课。每次都是校方派车接至清华园，并由当时任助教的李健吾陪同下前往教室上课。在北大期间，盛成先后接待了法国巴黎大剧院的秘书长、艺术评论家路易·拉鲁雅和法国作家艾里孚。前者曾与盛成同在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担任讲师，《我的母亲》出版之后，他曾在巴黎《新世纪日报》发表长篇社论予以推介。

    就在盛成来到北大后不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发当晚，盛成与张继一起在北平华乐戏院看戏，张学良碰巧就坐在他们隔壁包厢里。东北发来的战事急电，也正是经由盛成之手转交给张学良的，所以“九·一八”事变的前后经过，盛成可以说是最早获悉的知情者之一。而且他在北大教授当中较早发表奋起抵抗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支持。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胡适等一批欧美派教授，则认为敌强我弱，无力与之对抗，应尽早与日本缔结和约。持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各执一词，在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的背景下，日寇向华北节节进逼，国内形势日益严峻。

    就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却又有噩耗从故乡仪征传来。10月19日晚，盛成与徐志摩、温源泞、袁同礼等人宴请法国友人艾里孚。散席之后突然接到母亲病故的电报，悲痛欲绝的盛成匆匆收拾行装，第二天便到学校找胡适和温源泞告假。一路风雨兼程却没能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盛成感念母亲一生含辛茹苦，自己虽然写出一本名扬四海的著作，却无法挽留母亲在人世多留片刻。返回北平之后，盛成尚未从丧母的悲痛中彻底解脱出来，郁闷中常与北大的同事一起到中山公园长眉轩聚会，当时同往者尚有徐志摩、林损、蒙文通、汤锡予、钱穆等人，均为当时北大知名的教授。

    这段时间交往最多的，要算著名诗人徐志摩了。当时他与陆小曼的恋情闹得满城风雨，而徐志摩为了供给陆小曼在上海的巨大花销，把自己搞得十分狼狈。为了与陆小曼见面，不得不在京沪两地频繁奔波，为此常常搭乘邮局的免费航班。11月19日这天，徐志摩从南京飞往北京，并预定于当晚到燕京大学作一次演讲。盛成与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在北大文学院办公室久等不见人影，到晚上七点，只好通知取消这次活动。不料徐志摩乘坐的飞机于当日上午十时左右在济南开山附近不幸失事，这位中国新诗的开拓者也就此撒手人寰。盛成对徐志摩有过如是的评价：“所有的人都是沙，只有徐志摩是水泥。”诗人健在的时候，盛成曾与他戏言“我爱你这个人，但不喜欢你的作品。”盛成在北大的第一年，却经历了如此多的世间变故，母亲和朋友的亡故，更多的让他体会到人世的无常。然而面对国家饱受外敌的侵略与蹂躏，却令他再也无法安心在北大继续待下去了。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十九路军向日军奋起还击。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刻，盛成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到淞沪抗战前线去。他先与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老师联系，因为这位佛学大师的门生陈铭枢将军，是十九路军的最高指挥官。2月，盛成来到南京与欧、陈二位会面，并受到陈铭枢将军热情欢迎。同时委派他担任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所属复旦、上海、四川三支义勇军的联合政治部主任。不久，由于南京政府与日军达成妥协，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社会各界筹募的资金转到北平，作为支持东北义勇军的款项，由盛成负责管理。所以当他返回北平之后，事务变得更加繁重了。后来，盛成把在上海的这段经历写成一篇长文《十九路军从军记》，发表在胡适于当年5月在北京创办的《独立评论》周刊上。他在文章中阐述了激发民众抗敌热情、鼓舞士气的重要性，驳斥了主和派的消极论调。

    这一年的暑假过后，盛成转任北大农学院教授，主讲昆虫学。同时继续兼授北大、清华和北师大的法文课程。此间，经朋友介绍与他北大女子文理学院的才女郑坚结识，并于1933年年初订婚，由于形势紧张，不久便正式举行婚礼。当时他们的证婚人齐白石先生题赠了两句诗：“一双比翼鸟，一对可怜虫”，没想到一语成谶，几年后郑坚在抗战中不幸亡故。

    春天过后，形势稍有缓和。盛成一边教书，一边投入到写作中去。8月，他的一部重要纪实作品《海外工读十年纪实》（ Mon Odyssée en Europe ）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挚友徐悲鸿专门为该书设计了封面，内容是希腊大力神用利剑斩杀九头蛇。欧阳竟无先生为该书题写了书名。此书问世以后，清华大学的吴宓先生在《大公报》副刊撰文予以介绍，《清华学报》也发表了书评。当时上海和江苏的一些中学还把书中某些章节作为国文教材。

    1934年，故宫博物院发生了严重的文物失窃案，政府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展开秘密调查。盛成受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张继的委派，匆匆告别了家人，只身前往欧洲秘密访查。他同时也辞去北大农学院的教职，回顾盛成在北大的几年生活，虽然是置身于国事与家事的纷繁缠绕之中，却依稀窥见到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深深地受到“五四”精神的浸染，勇于站在时代的前列。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贯穿了他的一生，并一直保持到其生命的终结。盛成在北大的经历虽然短暂，但是却留下“闪光”的一页。与同一时期的其它知识分子相比，的确堪称“为人师表”的典范与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