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大家”，换个角度看经典

　　对经典、对“大家”，满眼望去，尽是溢美之言崇敬之辞，但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也是颠仆不破的真理，我们为何不颠覆一下“大家”，颠覆一下经典，换个角度看经典，批判经典，也不见得就是错的，本话题抛砖引玉，希望能给网友一个新的思路去读书去学习……

　　和鲁迅比，钱钟书的《围城》只是部伪经?　

　　《阿Q正传》中人物形象与语言相得益彰，而《围城》中作者的语言大大涵过了人物形象，而人物性格较弱甚至前后不统一。《围城》纵众典成城，却依旧挡不过一个阿Q的轻轻一跃。

　　在真正的经典面前，伪经就是伪经。

　　不管再怎么重写经典，重写文学史，鲁迅永远是阳光下一座无可企及的雪峰，他傲然而孤寂地看着那连绵的丘陵。那丘陵处有一座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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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鲁迅笔下好象也不全是真经

　　成仿吾：“前期作品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作品。……《白光》一篇使我联想到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可惜表现实在不足，薄弱的很。《兔和猫》与《社戏》都是作者幼时的回忆，饶有诗趣，只是《鸭的喜剧》实不能说是小说，倒是一篇优美的随笔。《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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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统话语：老舍论鲁迅：前无古人

　　老舍先生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写到：学问比他更渊博的，以前有过，以后还有；象他这样把一时代治学的方法都抓住，左右逢源的随时随事都立在领导的地位，恐怕一个世纪也难见到一两位吧。吸收了五四运动的"从新估价"的精神，他疑古反古，把每时代的东西还给每时代。博览了东西洋的文艺，他从事翻译与创作。他疑古，他也首创，他能写极好的古体诗文，也热烈的拥护新文艺，并且牵引着它前进。他是这一时代的纪念碑。在文艺上，事事他关心，事事他有很高的成就。天才比他小一点的，努力比他少一点的，只能循着一条路线前进，或精于古，或专于新；他却象十字路口的警察，指挥着全部交通。在某一点上，有人能突破他的纪录，可是有谁敢和他比比"全能"比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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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鸣：和鲁迅比，钱钟书的《围城》只是部伪经?

　　"钱"学的大盛，《围城》功不可没--据言，淡于名利的钱先生本人并不赞成因一本书，尤其是因一部小说就把一个作家当作“神”，形成“学”。然而，世人的如火热情显然使钱先生的这一点异议根本无可能实施。大家高举钱学大旗，蜂涌冲进"钱"作里。于是乎，又涌现出一大批“注释家”，津津乐道于某一细微的探询。哗啦啦地开出一大片喜洋洋的向日葵-- 向"钱"葵来。

　　实证的态度固然也可取，只是，如每一显学一样，实证渐渐变成无谓的考据--考据来考据出，“啪”地一声又给手中宝扣上一顶高帽子--当然，钱先生的澹泊和宏识，岂是能被这几顶帽子所唬晕的？那么，高帽子背后便捧出考据家自家的脸来。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围城》被众“考”们捧得沸反盈天，不仅誉为现代小说的经典，而且在文学史排行榜上硬是加了一把交椅，险险乎乎地伴在鲁迅的身旁--钱鲁比肩。

　　钱鲁可真能比肩么？

　　钱鲁可不好比肩。

　　对鲁迅，我们无论称其为思想家，还是文学大师都绝不为过，再细一点，小说大师也是无庸置疑。而钱钟书先生，严格说来，只能称他为伟大的注释家或书评家。他以评点的方式来观人阅世，他的文学创作是一次成功的注释。

　　同样作为智者，鲁迅钱钟书，都以坚劲的否定性力量透视以恶为形式的人生弱质也同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幽默，但鲁迅的思想更具原创性。鲁迅是公认的"外冷内热"型的作家，他的文笔冷峻峭拔，对于人性中丑与恶毫不留情。但他不是为了展览和猎奇，而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改革国民的精神。在鲁迅的内深处，充满了至热的感情，他反对那种"未必真豪杰"式的冷嘲，也反对那种"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的不相关的所谓幽默。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忧愤与忧患，充满了冷峻之后的热情，这后者正是钱钟书作品中所缺乏的。也正因此，钱钟书小说中出玩的"情理相厄"的窘势在鲁迅处就不会存在，因为鲁迅身上有着钱钟书未尝体验过的浪漫情怀。

　　对理智的过份追求使钱钟书形成了一种俯视的审美观照，在人生边上执卷欣然独笑而冷眼旁观。他游离于时代的漩涡之外，逸出了文学主潮--这正可解释他的作品何以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显得异类，却在三十年后一个文人焦虑的时代里突然重新开放，但正因此，也可以说他的作品是有一个环境性，在平和敛抑的环境中以理节情才会显得从容不迫，而不像鲁迅的小说那样在任何一个时代和环境中都是火焰般的燃烧。

　　所以说，作为文学创作而言，钱钟书比鲁迅显然要等而下之一个层面，他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弱小之势的智性型作家的代表，他不足以与鲁迅比肩。

　　可以稍稍来看一下《围城》和《阿Q正传》：

　　作为讽刺作品，两部小说都以喜剧的形式展现悲剧的内容。不同的是《阿Q正传》达到了悲喜剧交融的境界而《围城》却偏偏产生了悲喜剧的分离。

　　鲁迅继承了果戈理、吴敬梓等中外讽刺传统。《阿Q正传》的喜剧性既来自喜剧性的人物阿Q，也表现在作家的喜剧性的叙述话语。我们知道，《阿Q正传》最初是应《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目的约稿而写的，为了切合这个栏目的题旨，鲁迅有意识地动用了讽刺、幽默、诙谐、滑稽等笔法。选定的又是极富喜剧性格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然而，正是由于作品的悲剧性的人生内容，所以鲁迅越写越认真、越严肃，于是从第二章起便移载在"新文艺"栏内了。

　　从深层来说，《围城》也是在笑声的背后包蕴着残酷的人生悲剧，作品愈到后来愈沉重，作者自身愈写愈悲，而几声强笑又是显得力不从心，勉强而滑稽。

　　从叙述视角与叙述话语论，两部小说都采用了全知的叙述视角。作家的主体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讽刺是以蔑视与嘲弄的态度表现生活，揭破人性的丑态和恶行的；讽刺是最尖锐的社会批评，笑中带刺，是鞭挞与指责的升华。讽刺的对象是丑，最无价值的需要否定的东西。这就要求讽刺文学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叙述人的作用。而作者的叙述视角，作者与叙述者往往合而为一，因而作家的作用体现得十分突出，他仿佛无处不在，无所不知。作者寓身在任何一个角色中，从每一个角色的言谈举止中表现其滑稽和荒谬。在叙述、描写的前提下加以适当的评论，讽议结合，构成讽刺话语，也便于将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出心理的现实，达到心理讽刺的深度。《阿Q正传》是以一种故事的话语，白描式的叙述，构成了它独特的行文方式和叙事特点，它既诙谐又庄重地讲述琐细、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呈现出人物的蠢事和怪诞的想法，它更多地是继承了传统的叙述特点，语调深沉、冷峻，好用夸张、反语，没有特意的讥讽和冷嘲。而钱钟书的叙述话语机敏、尖锐，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十分乃至过份突出，话语妆上万能的权威性，作者自然、社会、历史、中外古今无所不知，所以利用一切机会，采用各种手段阐发哲思，进行的议论与评价，到处闪动着作者自己的身影。作者居高临下，他笔下的人物仿佛微不足道的芸芸众生，可怜巴巴地聆听作者本人的高谈阔论。

　　在文本特色上，《阿Q正传》以性格讽刺而著称，即以塑造完整的喜剧性格显示其文本的讽刺成就。在阿Q这个讽刺形象上，充满了矛盾性和可笑性，但他往往以自我解嘲的方式超越自己的矛盾，于是性格本身便具有了讽刺性。与此相对照，《围城》则以语言讽刺为特色。在《围城》中没有阿Q式的荒谬、可笑的人物性格，而有的是机智俏皮的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尽管它比喻连珠，议论警策，八面来风，笑语迭出。但也只体现为一种语句安排，是作者的个人抒发而已。

　　可以看到《阿Q正传》中人物形象与语言相得益彰，而《围城》中作者的语言大大涵过了人物形象，而人物性格较弱甚至前后不统一。《围城》纵众典成城，却依旧挡不过一个阿Q的轻轻一跃。

　　在真正的经典面前，伪经就是伪经。

　　不管再怎么重写经典，重写文学史，鲁迅永远是阳光下一座无可企及的雪峰，他傲然而孤寂地看着那连绵的丘陵。那丘陵处有一座围城。

　　本文节选自《向权威发难、颠覆文学——十作家批判》，由共和联动文化公司授权，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孙珺）转自新浪文化。 返回

　　批驳鲁迅语录纵览

　　1924年

　　成仿吾：“前期作品中，《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随笔；《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作品。……《白光》一篇使我联想到达夫的《银灰色的死》，可惜表现实在不足，薄弱的很。《兔和猫》与《社戏》都是作者幼时的回忆，饶有诗趣，只是《鸭的喜剧》实不能说是小说，倒是一篇优美的随笔。《不周山》又是全集中极可注意的一篇作品。”“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通病，小说流行的时候，便什么文字都叫小说，这是很容易使人误会的事情。作者是万人崇仰的，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样鱼目混珠，我是对于他特别不满意的。”(《〈呐喊〉的评论》，原载1924年1月《创造季刊》2卷2期)

　　1928年

　　冯乃超：“鲁迅这位老先生……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的眺望窗外的人生，世人称许他的好处，只是圆熟的手法一点，然而，他不常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的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艺术与社会生活》，原载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冯乃超：“事实上，他是‘恭维’及‘害怕’的强迫症病人。不然，他不会切齿的骂人‘害怕’，骂人‘恭维’的哦，鲁迅何苦来由，胁迫于自己做出来的观念，终至缩入绍兴酒翁中，‘依旧讲趣味’去呢？”(《人道主义者怎样的防卫自己？》，原载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

　　黑木：“鲁迅之笔，以尖酸刻薄而出名，其骂人也，亦有一定之‘孙子兵法’，兹为介绍如下：骂西滢时代：做随感录骂，在小说里面骂，在给旁人写的序文里面骂，回答旁人的信内骂。化名做文章骂。骂高长虹时代：做随感录骂，拼凑别人写好的文章来骂，在给旁人的信上骂，做考证介绍文时骂，写小说骂，引用古人的典故来骂，在自己作品的序文里面也骂。今也，骂革命文学家时代：写随感录骂，用假名字做随感录骂，集对方的人的文句来骂，在旁人作品的按语上骂，给旁人的回信上骂，借旁人的来函骂，在启示里面骂。”(《鲁迅骂人的策略》，原载1928年5月15日《戈壁》2期)

　　1930年

　　甲辰生：“鲁迅先生在春雷似的掌声中登了讲台，‘轻轻的，飘飘的，有气无力的哼了不满三十分钟的雅调。”(《鲁迅卖狗皮膏药》，原载1930年4月1日《民国日报》)

　　张资平：“呜呼！鲁迅大爷有福了……有了稿费，喝得‘醉眼陶然’了”(《答黄棘氏》，原载1930年5月1日《洛浦》创刊号) 。

　　1932年

　　郭沫若：“革命的文学研究会万岁！拥护文学的正统！打倒一切反动的文学团体！拥护我们的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反对文学研究会就是反革命！反对鲁迅先生就是反革命！”“是的，我们的鲁迅先生的确是天上地下最最伟大的一个创作家，他的小说是创作，他的批评是创作，他的讲演是创作。他的‘一瞥’之间便替创造社创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的历史。”(原载《创造十年》，1932年9月20日现代书局出版)

　　周木斋：“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造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刚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第四种人》，原载1933年4月15日《涛声》)

　　1935年

　　林语堂：“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有这样的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像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我问鲁迅：‘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装死’便是他的回答。”(《做人与做文》，原载1935年1月16日《论语》57期)

　　1936年

　　李长之：“然而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没有深邃的哲学头脑，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面，所以没有建设。”(原载《鲁迅批判》，1936年1月北新书局第1版)

　　1937年

　　李直：“那些吃鲁迅的人称他为‘中国文学之父’，那么，我们就从文学上来看看鲁迅吧。”“我们这位‘文学之父’呢，除了短段一篇《阿Q正传》勉强算个小说外，其余的都是‘骂街集子’，随便骂些颠街，集起来就算‘文学创作’，把这些创作拿出来就算‘文学家’，‘文学之父’，这不但在世界文坛上是个最大的笑话，那简直是骂尽了中国四万万人里还没有一个懂得‘文学’怎样讲的人。”(《鲁迅的评价》，原载1939年12月号《改造》)（新浪文化）

　　限于篇幅40年代到70年代不再赘述，下面是八十年代到2000之间的言论。

　　1995年

　　王蒙：“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原载1995年2月5日《中国青年报》)

　　2000年

　　王朔“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沉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和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我看鲁迅》，原载《收获》2000年2期)

　　冯骥才：“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潜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他那些非常出色的小说，却不自觉地把国民性话语中所包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严严实实地遮盖了。”“这个把西方人的东方观一直糊里糊涂延续至今的过错，并不在鲁迅身上，而是在我们把鲁迅的神话上。”(《鲁迅的功与“过”》，原载《收获》2000年2期)资料转自新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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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舍论鲁迅：前无古人

　　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是从他的著作中见到的，我没有与他会过面。当鲁迅先生创造出阿Q的时候，我还没想到到文艺界来作一名小卒，所以就没有访问求教的机会与动机。及至先生住沪，我又不喜到上海去，故又难得相见。四年前的初秋，我到上海，朋友们约我吃饭，也约先生来谈谈。可是，先生的信须由一家书店转递；他第二天派人送来信，说：昨天的信送到的太晚了。我匆匆北返，二年的工夫没能再到上海，与先生见面的机会遂永远失掉！
 
　　在一本什么文学史中(书名与著者都想不起来了)，有大意是这样的一句话："鲁迅自成一家，后起摹拟者有老舍等人。"这话说得对，也不对。不对，因为我是读了些英国的文艺之后，才决定也来试试自己的笔，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下至于乌德豪司①与哲扣布②也都使我欣喜。这就难怪我一拿笔，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对，因为象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简直没法不受他的影响；即使在文学与思想上不便去摹仿，可是至少也要得到一些启示与灵感。它的影响是普遍的。一个后起的作家，尽管说他有他自己的创作的路子，可是他良心上必定承认他欠鲁迅先生一笔债。鲁迅先生的短文与小说才真使新文艺站住了脚，能与旧文艺对抗。这样，有人说我是"鲁迅派"，我当然不愿承认，可是决不肯昧着良心否认阿Q的作者的伟大，与其作品的影响的普遍。　　我没见过鲁迅先生，只能就着他的著作去认识他，可是现在手中连一本书也没有！不能引证什么了，凭他所给我的印象来作这篇纪念文字吧。这当然不会精密，容或还有很大的错误，可是一个人的著作能给读者以极强极深的印象，即使其中有不尽妥确之处，是多么不容易呢！看了泰山的人，不一定就认识泰山，但是泰山的高伟是他毕生所不能忘记的，他所看错的几点，并无害于泰山的伟大。

　　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的赞词。学问渊博并不见得必是幸福。有的人，正因其渊博，博览群籍，出经入史，所以他反倒不敢道出自己的意见与主张，而取着述而不作的态度。这种人好象博物院的看守者，只能保守，而无所施展。有的人，因为对某种学问或艺术的精究博览，就慢慢的摆出学者的架子，把自己所知的那些视为研究的至上品，此外别无他物，值得探讨，自己的心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假若他也喜创作的话，他必是从他所阅览过的作品中，求字字句句有出处，有根据；他"作"而不"创"。他牺牲在研究中，而且牺牲得冤枉。让我们看看鲁迅先生吧。在文艺上，他博通古今中外，可是这些学问并没把他吓住。他写古文古诗写得极好，可并不尊唐或崇汉，把自己放在某派某宗里去，以自尊自限。古体的东西他能作，新的文艺无论在理论上与实验上，他又都站在最前面；他不以对旧物的探索而阻碍对新物的创造。他对什么都有研究的趣味，而永远不被任何东西迷住心。他随时研究，随时判断。他的判断力使他无论对旧学问或新知识都敢说话。他的话，不是学究的掉书袋，而是准确的指示给人们以继续研讨的道路。

　　学问比他更渊博的，以前有过，以后还有；象他这样把一时代治学的方法都抓住，左右逢源的随时随事都立在领导的地位，恐怕一个世纪也难见到一两位吧。吸收了五四运动的"从新估价"的精神，他疑古反古，把每时代的东西还给每时代。博览了东西洋的文艺，他从事翻译与创作。他疑古，他也首创，他能写极好的古体诗文，也热烈的拥护新文艺，并且牵引着它前进。他是这一时代的纪念碑。在文艺上，事事他关心，事事他有很高的成就。天才比他小一点的，努力比他少一点的，只能循着一条路线前进，或精于古，或专于新；他却象十字路口的警察，指挥着全部交通。在某一点上，有人能突破他的纪录，可是有谁敢和他比比"全能"比赛呢！

　　也许有人会说：在文艺理论方面，鲁迅先生只尽了介绍的责任，并未曾建设出他自己的有系统的学说；而且所介绍的也显着杂乱不纯。假若这话是对的，就请想想看吧，批判别人的时候，不是往往忘却别人的努力，而老嫌人家作得不够吗？设若能看到这一点，我们不是应当看看自己，我们自己假如也把研究、创作、翻译，同时并作，象鲁迅先生那样，我们的成绩又能有多少呢？我们就是对于一位圣人，也应不客气的批评，可是我们也应当晓得批评不仅是发威，而是于批评中，取得被批评者的最良最崇高的精神，以自策自励。鲁迅先生能于整理国故而外，去介绍，去翻译，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一个人的精力与天才永远不能完全与他的志愿与计划相配合，人生最大的苦痛啊！只有明知这苦痛是越来越深，而杀上前去，以身殉志的，才是英雄。鲁迅先生的精神便是永远不屈不挠，不自满，不自馁。鲁迅先生的精神能以不死，那就靠后起者也能死而后已的继续努力。抓住一位英雄的弱点以开心自慰，既无损于英雄，又无益于自己，何苦来呢！

　　还有人也许说，鲁迅先生的后期著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Q更伟大的东西，岂不更好？　　是的，鲁迅先生也许能那样的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为鲁迅先生了。希望鲁迅先生去专心著作的人，虽然用着惋惜的语调，可是心中实在暗暗的不满意！不满意他因爱护青年，帮忙青年，而用去许多时间；不满意他因好管闲事而浪费了许多笔墨。

　　我不晓得假若鲁迅先生关上屋门，立志写伟大的作品，能够有什么贡献；我不喜猜想。

　　我却准知道鲁迅先生的爱护青年与好管闲事是值得钦佩的事，他有颗纯洁的心，能接近青年；他有奋斗的怒火，去管闲事。是的，先生的爱护青年，有时候近于溺爱了；可是佛连一个蚂蚁也爱呢！母亲的伟大往往使她溺爱儿女；这只有母亲自己晓得其中的意义，旁观者只能表示惋惜与不满，因为旁观者不是母亲，也就代替不了母亲，明白不了母亲，自己不是母亲，没有慈心，觉得青年们都应该严加管束，把青年们管束得象羊羔一样老实，长者才可逍遥自在的为所欲为。为长者计，这实在是不错的办法。可是，青年呢？长者的聪明往往把"将来"带到自己的棺材里去，青年成了殉葬者。鲁迅先生不是这样的长者，他宁可少写些文章，而替青年们看稿子；他宁可少享受一些，而替青年们掏钱印书，他提拔青年，因为他不肯只为自己的不朽，而把青年们活埋了。这也许是很傻的事吧？可是最智慧的人似乎都有点傻气。

　　至于爱管闲事，的确使鲁迅先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讽刺讥骂，实在使长者们难堪，因此也就要不得。中国人不会愤怒，也不喜别人挂火，而鲁迅先生却是最会挂火的人。假若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会老老实实的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笔时时刺着那些不会怒，不肯牺牲的人们的心。在长者们，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我们自惭；自惭假若没有多少用处，让我们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挺起我们的胸来吧！

　　只写了些小品文吗？据我看，鲁迅先生的最大成就便是小品文。我敢说，他的学问限制不了后起者的更进一步，他的小说也拦不住后起者的猛进直前。小品文，在五十年内恐怕没有第二把手，来与他争光。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摹仿，怒火可是不易借来。

　　他的旧学问好，新知识广博，他能由旧而新，随手拾掇极精确的字与词，得到惊人的效果。

　　你只能摘用他所用过的，而不易象他那样把新旧的工具都搬来应用，用创造的能力把古今的距离缩短，而成为他独有的东西。他长于古文古诗，又博览东西的文艺，所以他会把最简单的言语(中国话)，调动得(极难调动)迭宕多姿，永远新鲜，永远清晰，永远软中透硬，永远厉害而不粗鄙。他以最大的力量，把感情、思想、文字，容纳在一两千字里，象块玲珑的瘦石，而有手榴弹的作用。只写了些短文么？啊，这是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的，文艺建设！

　　燃起我们的怒火吧，青年！以学识，以正义感，以最有力的文字，尽力于抗战建国的事业吧！在抗战中纪念鲁迅先生，我们必须有这个决心！　　

　　(载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日《抗战文艺》第二卷第七期)（转自新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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