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判不能离开文本：也谈“解毒” | | | | 2004-07-13 10:56:00 新京报 | |
咱中国的事情，凡事就都得讲国情，不管什么东西都得“有中国特色”才成。所以像《<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这样的时期要是发生在德国，绝对是文坛丑事，可是发生在中国，就一点都不让人觉得奇怪了。
记得是张志扬在《渎神的节日》里说的，德国的阿Q对吴妈说“我要和你睡觉”，吴妈一点都不会惊慌，照样纳她的鞋底；可是中国的阿Q对吴妈说了这话，就成了事关贞节的大事了。批判这词儿在德语里面的意思就很明白，一到了中国，就成了“批判”的样子了。
对《水浒》这样讲草莽英雄故事的书和讲阴谋诡计的《三国演义》进行什么批判，不是什么新鲜事，我相信以批判“游民文化”发家的王先生不会是以这种方式“批判”《水浒》的第一个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还是赵翼那句话说得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只是这里的“数百年”得改成三五年。君不见，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全民评水浒”运动现在不就成了历史了吗？现如今流行的可是这样一提到“游民”这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的批判。
说实在的，要我看，现在的批判恐怕还没有超过“文革”那时的水平，也没超出老百姓“侃水浒”的水平。据今年《读书》上发表的舒芜先生的文章说，对于名著，就应该这样“谈”，就是要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去谈自己的阅读感受。我倒怀疑，如果是这样，还有没有必要把这种茶余饭后的谈话记录发表出来，真要说“谈”名著，那就去认真地听听老百姓“谈”吧，他们的语言比知识分子们那点可怜的语言要丰富多了，“谈”的方式也开放得多。这一点只要看看网友们评论王朔的文字就够了。
对于《水浒》的当代理解，电视剧《水浒》与王怡写的《水浒》系列评论也许是两个高峰。前一个是文学式的再阐释，后一个是微言大义的政治哲学。之所以是高峰，道理也许很简单，就是他们的理解和批评都是“紧贴文本”式的，而像王先生这样文本外部的“批判”，我相信文革中的“全民评水浒”运动是一个极致，一时半会儿恐怕还超越不了。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痛感离开文本批评之弊，于是一致推崇韦勒克的所谓“文本内部研究”，没想到过了二十年，历史还是又转回去了，现在流行的都是社会批评，与“文革”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文革”中的社会批评时刻得扯上阶级斗争，而如今得时刻扯上杀富济贫。时代变了，主题变了，文本却没变，方法其实也没变。用张鸣评论清宫剧的格式来说就是：“‘文革’走了，其实离我们很近”。
刘小枫说，萨德死后对萨德的重新书写与评价其实是一个现代性伦理事件。《水浒传》与《三国演义》之后，当代中国人的再阐释何尝不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今天的21世纪，处处可见启蒙话语曲曲折折传达的讯息，“批判”亦然。启蒙固无不可，只是启蒙是不是意味着就必须从背离传统开始？我有些怀疑，这样的启蒙是不是会压抑了传统的某些方面，放过了更重要的问题？
与五四那一代的启蒙者不同，当代启蒙知识分子们对传统，远没有他们的先辈理解得深刻。因此，面对传统和遗产，批判需要慎之又慎的检讨，尤其是检讨自己。（萧武） | | 百灵编辑：文庆 | | | 【发送给好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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