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订完这四本学术书之后，我将退出文化圈，不仅是封笔，而且不再参与文化活动。”7月16日晚上，余秋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一段时间以来，余秋雨一直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只是让助理金克林对外发言。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除了撰写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之外，又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约，为他早年的四部学术著作《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再版埋头做一些修订、补充的工作，余秋雨说，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这些书配上相关图片，也使得修订进展很慢，从开始着手至今，已有近两年的时间。预计全部工作将在今年8月底完成，今年年底出版。而《借我一生》已经由《收获》杂志第四期选载部分章节，全书将由作家出版社在7月底正式出版。
“《借我一生》全部可信”
余秋雨将出版《借我一生》的消息传出后，在文化界引起了争论。就“真与假”的问题，余秋雨说，“《借我一生》全部可信，因为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自己所写的是父亲、母亲、外公和祖母，不可能在长辈面前讲假话。另外，书中提到的很多人还活着，包括一些同学和朋友。而且书中都有名字，所以不可能造假。”
“澄清一些误解”
余秋雨称，《借我一生》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纠正人们对于“文革”中学生造反派的误解。余秋雨认为，“学生造反派在当时造反的时间最多半年，文革十年有九年半是工宣队搞的。其实所有的灾难，都是工宣队造成的。学生造反派是有过几天莫名其妙的行为，毛主席说造反以后，学生们就很天真，相信了上面所说的阶级斗争很严重。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学生闹了半年。后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生造反派只能在学校上学。工宣队虽然做了这么多坏事，可是后来完全给保护起来了。这里边有阶级观念问题，好像坏事都是学生做的，工人一定不会做坏事。但是在文革中，工人做了大坏事。除此之外，军队比工宣队好一点，他们毕竟受到部队的很多制约。工宣队是真正的捣乱。这个和背景有关，工宣队的背景主要是王洪文、王秀珍这些人，军队的背景不明确。”
退出文化圈的原因
余秋雨称，除了对文化圈的不满之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达成了早年的心愿，也是他封笔退隐的原因之一。
早年的余秋雨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回忆这一段历史，余秋雨认为，“别人对我的尊重和服从不是针对我本人，而是因为我院长的权力。几年的院长当下来，已经使我变成了一个行政官员而不是一个文化人。”于是，他决定辞职，还说为此不惜放弃当文化部长的机会。余秋雨称，正是由于辞职，他才有机会从事中华文明的发掘和传播。与凤凰卫视的合作，更使他的心愿得到满足。借此机会，他亲身考察了不同的文明，与古老的中华文明进行了一番比较，并纠正了自己原来对于中华文明的一些看法。“我的心愿基本实现，以后可以不再理会任何是是非非了。”
采访手记
从《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余秋雨一直被媒体所包围。有人说他是“文革余孽”，有人说他“拒不认错”，也有人说他是“文化骗子”。但是，他的书一直在畅销，他的身影经常在一些公共活动中出现。媒体的批评和读者的认可形成巨大的反差。本次采访之余，他对媒体发表了自己的一整套看法。
在他的生活经历中，他曾经担任过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但后来又辞职了。真实的余秋雨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借我一生》又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所有针对他的批评都是公正的吗？他在 “文革”中究竟有什么表现？如果说他是“文革余孽”，那么他当时的动机在哪里？他在事业高峰 期辞官不做又是什么原因？在这一次的采访中， 针对大众关注的问题，余秋雨一一作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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