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余秋雨一直被媒体所包围。有人说他是“文革余孽”，有人说他“拒不认错”，也有人说他是“文化骗子”。真实的余秋雨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又为什么要退出文化圈？
余秋雨：我为什么退出文化圈？
“《借我一生》全部可信”
余秋雨将出版《借我一生》的消息传出后，在文化界引起了争论。就“真与假”的问题，余秋雨说，“《借我一生》全部可信，因为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自己所写的是父亲、母亲、外公和祖母，不可能在长辈面前讲假话。另外，书中提到的很多人还活着，包括一些同学和朋友。而且书中都有名字，所以不可能造假。”
“澄清一些误解”
余秋雨称，《借我一生》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纠正人们对于“文革”中学生造反派的误解。余秋雨认为，“学生造反派在当时造反的时间最多半年，文革十年有九年半是工宣队搞的。其实所有的灾难，都是工宣队造成的。学生造反派是有过几天莫名其妙的行为，毛主席说造反以后，学生们就很天真，相信了上面所说的阶级斗争很严重。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学生闹了半年。后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生造反派只能在学校上学。工宣队虽然做了这么多坏事，可是后来完全给保护起来了。这里边有阶级观念问题，好像坏事都是学生做的，工人一定不会做坏事。但是在文革中，工人做了大坏事。除此之外，军队比工宣队好一点，他们毕竟受到部队的很多制约。工宣队是真正的捣乱。这个和背景有关，工宣队的背景主要是王洪文、王秀珍这些人，军队的背景不明确。“
退出文化圈的原因
余秋雨称，除了对文化圈的不满之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达成了早年的心愿，也是他封笔退隐的原因之一。
早年的余秋雨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回忆这一段历史，余秋雨认为，“别人对我的尊重和服从不是针对我本人，而是因为我院长的权力。几年的院长当下来，已经使我变成了一个行政官员而不是一个文化人。”于是，他决定辞职，还说为此不惜放弃当文化部长的机会。余秋雨称，正是由于辞职，他才有机会从事中华文明的发掘和传播。与凤凰卫视的合作，更使他的心愿得到满足。借此机会，他亲身考察了不同的文明，与古老的中华文明进行了一番比较，并纠正了自己原来对于中华文明的一些看法。“我的心愿基本实现，以后可以不再理会任何是是非非了。”
延伸阅读：［余杰批评余秋雨“记忆文学不忏悔”的态度］
余秋雨对手：封笔不过又是商业秀
针对“封笔一事”，余秋雨的多位老对手古远清、金文明、余杰、孙光萱等，纷纷发表观点，认为余秋雨不可能退出，更不会封笔，说不准又是一种阴谋和欺骗，又是一次“商业秀”而已！
反余观点一： 封笔是一种商业广告
古远清（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文学教授。曾在多家媒体撰文评论余秋雨，2003年余秋雨起诉其侵权，最终达成和解）：关于封笔，使人想到商业广告：“拆迁！狂甩！不干了！”这是商人推销商品的骗人手法。文海如商海，所谓“封笔”，与“不干了”十分相似。正如金生叹先生所讽刺余秋雨所说：此君在商言商，深通商家狂甩术，正是：“又说封笔不干了，自认晦气把霉倒；‘惨’字后面原是钱，狂甩莫道群行早！”余秋雨的所谓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即将于近几日上市，因此，有理由认为，这是余氏低劣的商业炒作。［阅读全文］
反余观点二： 对他言行无任何兴趣
咱俩再来干一架？（设计台词）
余杰（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生，以《火与冰》一举成名。2000年以《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遭余指责）：对他这种“封笔”、“退出”说法，我根本就不想谈了，对余秋雨的为人，对余秋雨的看法，我已在多篇文章中说过了，你可以找出我以前批评余秋雨的文章看看，那些观点就是我现在的观点，我对他的看法不会改变，我现在对他已没有任何兴趣！
反余观点三：退出已不是什么新闻
金文明（《咬文嚼字》编委，2003年出版《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书中专门指出余秋雨《笛声何处》等著作中的各类错误，人称“文化打假第一人”）：余秋雨的“封笔”已不是第一次，他已多次公开表示过，现在的“退出”已不是什么新闻了。根据他的为人，他不仅不可能退出，而且会伺机疯狂地进行反扑。我已看到他在《南方周末》上的说话，他现在已丧失理性。他说他要退出中国文化界，这可能吗？又怎么能退得出？
反余观点四：又是一种阴谋和欺骗
孙光萱（1972年与余秋雨同时被选入“写作班子”，同是“石一歌”成员，因出来公开证明余秋雨说谎，双方结怨，余称之为“长金牙的家伙”）：余秋雨宣布封笔，又要退出，还在媒体上公开否认文革中那段“石一歌案”，其言完全不可信！1972年他与我被写作组长周永嘉一同选入“石一歌写作班子”的，第二年秋他因文笔好，被调入总部，是文艺组的正式成员。《南方周末》的记者昨日采访了我，我将部分原始材料交给他们公布，事实就是事实。我现并不希望他退出，他又怎么能退出？余秋雨的悲哀不是他的文革问题，而是他一见批评就冒火，不能正确对待和接受，甚至骂批评他的人是诽谤他，这哪像文化学者？！现在又要封笔，又要退出，不过是在耍游戏，又是一种阴谋和欺骗！
反余观点五：再次作秀 “封笔”故伎重演
朱大可：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余秋雨嫌《文化苦旅》盗版太多，曾表示封笔，“此后出版《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千年一叹》，余秋雨总要在新书出版之前宣布封笔，理由无外乎盗版。他已经三次说要封笔了，可每次时隔不久，他就会找个貌似合理的理由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比如写作《千年一叹》之前他已宣布封笔，可后来借参加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的机会再次动笔。这一次他难免又在作秀。” ［全文］
余秋雨怒了：你们对我不公正！
你，你们为什么要骂我？！（设计台词）
近八年来，国内一些文化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与我有关的文章，引起其他报刊的连锁反应。这次为了写作《借我一生》，委托几位朋友粗粗统计了一下，总计大批判文章不下于一千七百篇(不包括网络上的文章)。我因一直忙于国内外的实地文化考察，没有予以理会。但是，凡我足迹所至，不管是在亚洲、欧洲，还是在美洲、大洋洲，只要遇到华文读者，大多受到了那些文章的影响，一路都是追问。
我个人受诬是小事。严重的是，由于我国传媒还没有建立“对立制衡”的机制，更没有仲裁、纠错的功能，任何一种危言耸听的谣言一经发表，就很难予以有效辩驳。这种状态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想而知。我不准备去为自己洗刷。因此，今天以自己的遭遇为例子对那些批判我的文化报刊提出七项质询：
质询一 你们一再宣布，我在“文革”中用所谓“石一歌”的笔名写过许多错误文章，必须忏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等待着你们能举出一篇实例，却至今没有等到。现在，我再降低要求，举出一句也好。请问，你们还要我和海内外读者等到何年何月？
质询二 你们不止一次发表文章声称，我早在中学生时代就在北京的报纸上批判过修正主义。我读书早，十六岁就进了大学，中共中央发表“九评”批判修正主义还是我进大学之后的事。你们让一个少年先于中共中央与赫鲁晓夫干上了，这种发布惊世骇俗，能不能有一个具体的交代？
质询三 你们还发表过很多文章，指责我把别人说成是“文化杀手”。但请问，我除了把盗版集团说成是“文化杀手”外，还在别的地方用过这种提法吗？我国的盗版犯罪猖獗，我从来没有看见你们发表过认真批判盗版的文章，却用了那么多篇幅批判我的那篇反盗版宣言，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哪一张正派报纸会这样做？
质询四 你们批判我的又一个重点是说我“为深圳唱赞歌”而收受了一套“豪华别墅”，还发表了我写给那个“批判者”的“信”。我不奢望你们拿出“唱赞歌”的证据来，只想询问：何时能告诉我那套豪华别墅的地址，好让我住进去？另外，什么时候让我看看那封“信”的原件？
质询五 你们近期以来最肯花篇幅发表的，是那个不断“咬嚼”我的所谓“文史差错”的人的文章。经由你们的炒作，全国数百家报纸转载，他的“咬嚼”书也随之销售海内外，一夜暴富。我很奇怪，你们难道真的找不到任何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对这个人的“咬嚼”处稍稍查核一下吗？已有不少教授学者对这个人进行逐条驳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章培恒教授责斥这个人的做法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信息一起告诉读者？
质询六 你们那么多年来对我所做的种种大批判，绝大多数属于“事实”范畴而不是“观点”范畴。既然关及“事实”，作为媒体，至少要对我这个当事人作一点最起码的核实或采访吧？如果实在派不出记者，打个电话来问几句总可以吧？如果连打电话的时间也抽不出来，把发表他们文章的那期报刊寄一份给我也好啊。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漫长的几年过去了，批判文章已发表了成捆成堆，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问我一句半句呢？
质询七 你们发表的那些文章，都装扮出“向权威挑战”的架势。但整整八年，一方是一个无职无权、也没有圈子的个体文人；一方是媒体的千余篇文章，长年不断。到底哪一方更有权力？发表那么多诽谤文章竟然没有遇到丝毫阻力，可见我一直处于一种没有任何保护的状态之下。你们就用这种欺软怕硬的方式来表现“文化道义”的吗？
[延伸阅读] ［余秋雨《借我一生》在撒谎 ］
余秋雨：我一段清白的“文革”经历
跟我斗，你们再练几年吧（设计台词）
“文革”十年，我受尽批判，历经磨难，家破人亡，却仍能抵制造反，抵制批邓，殊为不易。但心中也有很多愧疚，尤其是对父母、亲友救助乏力，至今深自谴责，不便与外人道也。
近两年接受清查，清查的主项问题，现已有中央文件证明我为正确，毋庸多论。另外曾被清查人员感过兴趣的，是下列第一项。其他两项虽然算不了什么问题，却一直使我感到不舒服，因此不妨作为教训提一笔。
一，我曾帮助在外地农场一起劳动过的“难友”——残疾人沈立民先生，从邮局转寄过一封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当时分管工业的市政府领导马天水。我和那些不认识的车间工人们都没有预料到他几年后会犯政治错误。从中得出一个教训，虽然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是人民的权利，但最好不要投给我们不了解的领导人；
二，十年间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但在复课后有一次却对自己所在学院表演系编的一份台词教材，提出过不恰当的口头意见。我误以为那份台词教材的“绕口令”有点低俗，可能是“工宣队”插手了，其实是误伤了与我关系十分亲密的教师；
三，在我生病其间，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青年工人请求我从文字语法上帮助修改一篇谈《红楼梦》的极为幼稚的千字短文。我推不过，在病床上花了大约十分钟时间修改了一下。后来这个青年工人得知我因帮沈立民先生寄信的事情被审查，也紧张了好一阵。由此得出教训，此生作为教师，只能教书，不能改文。只要在别人的文字上一落笔，什么都扯不清了。
余秋雨：“我为什么要忏悔呢？”
问题是他们是诬陷，我怎么能低头。就比如有人说你在中学的时候偷过人家的东西，但是你没有偷过，这是不存在的事情啊。而且，那个“同事”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革”之后，我被提拔为大学校长，他却连找工作也很困难了，躲到一个图书馆去打杂？一个永远的“揭发者”和诽谤者，给我一生带来无数灾难，现在趁人们失忆，又跳出来了。对这样的人，怎么突然成了今天的“媒体英雄”？
当时，巴金等于是反革命，谁敢去看他？我当时经常去看他。而且在上海“文革”受难的黄佐临、谢晋，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他们太讨厌有“文革”污点的人了。
最简单的问题是，戏剧学院那么多教师，那么多干部，“文革”受到这么多磨难，为什么在院长评选的时候，连续三次全票投了我？我怎么可能认错呢。
在我这本书最后一章，我给我爸爸认错。我们家当时没饭吃，没衣服穿，爸爸被造反派关着，回不了家。在看守所里，他吃不饱肚子，我也不能够经常去看他。他还不断向造反派写借条，企图借到一些钱、粮票，当然都没有借到，但他还是写借条了。我当时在外面，情况再怎么坏，也比他的情况要好啊，我借粮票不是比他容易得多？
我完全有可能救他，我如果跟戏剧学院的造反派认识，为什么不跟他们拉关系呢？如果关系好一点的话，可以托他们去告诉关押我爸爸的造反派头头，不要做得过分。但是当时我就坚持自己，讨厌那些造反派，不愿意接近他们，讨厌他们的观点，看不惯他们打人啊什么的，但是我作为一个大儿子，我失职了，结果就是我爸爸受到这么多难。
我对不起的就是我爸爸，所以在书的最后我实际上是给我父亲道歉。
余秋雨们——该封笔时且封笔
一个人带足了钞票，背起储备充足的行囊，或驱车或乘机到某个神往已旧的地方游玩一番、感叹一番，作家三毛称之为流浪，而我们的学者余秋雨竟矫情地称之为苦旅。经过了一系列做秀般的文化表演后《千年一叹》问世了，然而老余又宣称要封笔，可谁信呢？据我所知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宣布封笔了，韩石山曾经大骂：如果封一次笔就等于死一次的话余秋雨已经死了好几次了。可老余至今仍然活着，而且比大多数人活的还要好，有可能还要出新书呢！
百灵文化评论：［余秋雨:中国当代三流知识分子的典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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