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历代谣谚窥见中国历史 | | | | 2004-08-05 07:15:00 北京日报 | |
谣谚与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人民生活有着密切联系，形式生动而活泼，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堪称一枝独秀。
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史学界普遍认识到普通民众及其文化与精英人物及其文化之间、日常生活与重大政治事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自下而上”的大众立场，使我们能更完整地理解历史。这也是研究谣谚与历史关系的出发点。
谣谚是民众口中的历史
谣谚是什么？是歌谣和谚语的集合吗？民俗学中一般把歌谣归为民间口头文学，而把谚语归为民间语言，在国外，谚语与民谣也是分离的。
通常说，谣具有歌的特性，一般表现为韵文，其表达内容复杂，因而略长，如：“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之类。而谚具有话的特性，多是有一定寓意的警戒语，表达内容简明，因而略短，如：“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等。由此看来，谣谚之间是有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的。但之所以二者合称，也由于它们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在形式上或因押韵而朗朗上口，或因对仗而便于传诵，在内容上多反映一种比较深刻的道理，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农谚亦如此)，这是其长期传承的重要原因所在。
谣谚基本上是一种民间的文学形式，它采用的是口语，而非书面语，但创作和传播它的却不仅是普通民众，还有许多知识精英。我们可以看到，由知识精英创作并传播的谣谚，往往具有特定的政治动机或目的，背后也有某个故事，是刻意制造的；而由民众创作并传播的谣谚，往往是一般生活经验的总结，是泛泛地针对某种自然或社会现象，是比较随意表达的。因此，这种可以共享的文化形式，在内容上出现了分离。这当然是由他们的创作目的和面临的生存境遇所决定的：民众面对的是生计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和与官府打交道的问题等，也即日常生活问题；而知识精英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政治的、文化的欲求。但是它们的功能却又是统一的，无论如何谣谚都成为一种引导公共舆论，制造流行观念，传播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共用工具。
谣谚往往是直观历史事件的镜子
谣谚与历史事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像秦末陈胜起事时“大楚兴，陈胜王”、元末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一类谣谶，虽然有文人创作的很大嫌疑，但因多匿名，而且在创作出来之后，又为民间广泛传播，因此也可视为“舆论”。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多与政治事件或人物有关，因此多在城市地区、甚至是在京畿地区流传。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这些谣谶影响事态发展进程的程度，但是一般材料都对其影响估计不低。谣之另义为流言蜚语，其实就是未经证实的说法，今人以贬义说为“造谣”，以中性词语说，即制造舆论，做舆论准备。另外，明末农民大起义及近代以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都在谣谚中有所反映。
谣谚是民众情感的另一种宣泄
谣谚是公共情感的反映。如果把政治性的谣谶与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往往可以窥见当时的真实舆论和心态。如民初剪辫子时出现的谣谚有：“宣统番烧，小秃儿要挨刀”、“宣统退位，家家都有和尚睡”、“大总统，瞎胡闹，一帮和尚没有庙”，前者是对剪辫者的愤怒，后两者是对剪辫者的讥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证，强迫剪辫的确引起民间强烈反弹，只不过新政权并没有采取清初“留发不留头”那样的过激手段。就像诗歌是表达个人情感的重要途径一样，谣谚乃是表达公共情感的最佳方式之一。清初，一知县上任，在衙门前大书“三不要”，以示清廉和勤政，即：“一不要钱，二不要官，三不要命”。但很快就被各加上两字：“一不要钱，嫌少；二不要官，嫌小；三不要命，嫌老。”此种讽刺格式，流传久远，可谓入木三分。
谣谚不但能反映特定时期的政治，也可能反过来干预政治
谣谚还与一个时代的政治密切相关。如梁章钜《归田琐记》记载，某县令强调，绝不能担任重要城市的附郭县的知县(所谓附郭县即县治在府城，如宛平、大兴即为顺天府的附郭县)，有俗谚说：“前生不善，今生知县；前生作恶，知县附郭；恶贯满盈，附郭省城。”其意是说，做知县不是一件好事，而做附郭县的县令则更糟，如果在省城(也是府城)做知县，就是最糟糕的事了。这里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是在同一座城市里，有许多比自己官阶大的人，有自己的上司，处事不易；二是要受上司的差遣办差，常常不胜其扰。认真思考起来，以上谣谚应当不是出自民众之口，而是做官者的经验之谈。再如王夫之《读通鉴论》记，明崇祯时京城被围，兵部尚书王洽及李邦华等整顿军政，宦官极为不满，因此编造童谣说：“杀了王洽，鞑子容易杀；杀了李邦华，走破鞑子靴。”童谣传到皇帝耳朵里，导致王洽被杀，李邦华被削夺官职。又如雍正《河南通志》记，明末乡宦张维世的家乡太康遭遇起义军进攻，当地人民没有抵抗的意思，于是他私镌古砚，编造童谣，刻在砚上：“儿童拍手笑呵呵，闯贼死在太康坡。”将砚藏在井里，等人们淘井时发现，以为谶语，便组织民壮，拼死抵抗。这些例子恰好说明，谣谚是一个时期政治的反映，它又可以反过来干预政治。
谣谚中可读到社会生活及观念的生动细节
谣谚也多用来表现社会生活及地方风貌，我们通过它们可以了解社会生活的许多细部。如光绪《淳安县志》记，明万历时王国光做县令，遇有豪民杀人案，案犯送钱来以求开释，被王国光斥责，说人命案虽未审理，单行贿这一条就已是非法的了，于是判案犯有罪。此豪民的党羽于是编造谣谚，骂王国光虽然是清官，但断案却很糊涂：“丑妇贞，拙官清，穷吃素，老念经。”如果撇开上述具体情境，这个说法道出了人们对某种社会现象的看法，而且不能仅仅从正面去看，还要从反面去看：妇女守节大都不是因为某种理念的需求，而是由于相貌丑陋，漂亮女子往往不会守节；清官不是因为他自己想清廉，而是因为他是笨蛋，聪明的官都去揽财，还不会让人发现；吃素的人也不都是因为信佛，而是穷得没的吃；念经的人是因为老了怕死，而不是有什么信仰。此谣谚传递的历史信息告诉我们，虽然这是一种比较绝对的过激之辞，不能涵盖一切事实，但也绝不能过于相信表面现象，因为在表象的背后往往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动因。
历史上大量谣谚往往不是政治性的或事件性的，而是生活性的。如“有钱不种无粮地，有钱不娶活人妻”、“挨上好邻家，又吃酒又戴花；挨上歹邻家，又打板子又扛枷”，讲述的多是生活经验。“饿死莫做贼，气死莫告状”、“告人一状，三十六冤”、“告官讨钱，水里捞盐”、“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等等，反映了民众对法制保障公平的保留态度。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许多谣谚，都流传了千百年，如“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以上这些显然都是生活史的史料。
谣谚是地方史志的重要补充材料
谣谚又是地方史研究的史料。如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引《留青日札》谣谚：“李树生黄瓜，千里无人。”记述当地于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李树生黄瓜，后即有倭寇之乱。又引《水利本末》谣谚：“王外郎，筑海塘，不要钱，呷粥汤。”记述了当地非常有名的王仲远筑海堤事。光绪《黄岩县志》则记有“洋山青，出海精”之谣，说的是当地洋山山顶寸草不生，有草则海滨不宁。据说元末方国珍出生于此，当时洋山之草青了。清乾隆初年，当地有士绅王鸣旦常赈济饥民，于是又有童谣说：“没有粥，只吃汤；没有米，只吃糠。弗要慌，弗要忙，肚咸页到西王。”
还有大量谣谚活在民众的口中，也是地方风貌的反映，如，贵州有“三不”(不起早，不吃饱，不洗澡)；“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情，腰无三分铜”，于是贵州的情况可栩栩而现。
山东过去有一地方俗谚颇有意思，曰：“茌平、腰站，姑娘三万。”此“姑娘”系指歌妓一类，数目“三万”当然是夸大之辞，但也表明此地之繁华。茌平、腰站在山东西部，是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但是这个地方究竟有多繁华，其社会经济发育程度如何，为什么从事贱业或服务性行业的人口众多，总而言之对明清时期这里的区域社会史，我们还需要一个清楚的了解。
谣谚的传播途径有二：一曰民间口头传承，二曰学者搜集整理
由于谣谚是民间观念在空间上传播最广、在时间上传承最长的一种形式，人们对它自然也就最重视。从春秋战国以至秦汉，统治者隔一段时间就要派人去采集民间歌谣，目的是了解民众的生活疾苦，来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历代也不断出现重视这些民间口承文学的学者，尽力搜集编辑，作为了解民众思想的一个窗口。如明代杨慎曾作《古今风谣》和《古今谚》，晚清杜文澜编《古谣谚》，还有现代学者张守常的《中国近世谣谚》等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之作。
歌谣征集运动本以搜集日常生活中依然鲜活的民间文学资料为主。近代学者常惠曾主张搜集谣谚“非得亲自到民间去搜集不可；书本上的一点也靠不住，又是在民俗学上最忌讳的”。这种批评自然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学者在编辑整理这些民间材料的时候，有可能做一点加工，使其失去本来面目；但另一方面这一批评又有些绝对，因为我们不能忽视历史曾经存在过的口头资料，要想了解当时民众的某种思想，除了依据考古资料以外，文献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只能运用史料批判的方法，对那些材料进行甄别，就好像时人批评汉儒把《诗经》解为“后妃之德”，然后试图将其还原为民众创作的工作一样；或者把文献与调查访谈所得相互比照，发现其间的异同，再做出自己的解释。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赵世瑜) | | 百灵编辑：文庆 | | | 【发送给好友】 |
相关链接
| |
| | | |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