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张艺谋--巧用西方用透洋人，延续自我神话 | | | | 2004-08-12 10:21:00 艺术评论 | |
张艺谋的才具显现危机的时候，只能更借洋人说事。在“玩”洋人这件事上，张艺谋堪称高手。
“实用主义的。”张颐武一言以蔽之：“他哲学思想是实用主义。那时他那么讨好洋人，我们也都为他辩护，后来他转而批评第六代讨好洋人，太看重国外电影节云云，这是一个笑话。”
张颐武的失望代表了知识界的情绪。曾几何时，张艺谋与外国人同流被知识界欢呼，被认为是文化上对外开放的典范，是知识界下意识与官方话语对抗的文化偶像。
可以说，张艺谋的成功是西方给的。没有西方人就没有张艺谋。曾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早就有这个发现，他对记者说，张艺谋执导的影片《红高梁》于1988年获第三十八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世界声名最高的三大电影节之一)大奖金熊奖，自此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几乎所拍的每一部电影都在国际国内电影界获金夺银。他因而在《张艺谋神话的终结》一书中，将张艺谋在电影界的成功称为张艺谋神话。
成名之后，张艺谋成了世界级电影节上的座上宾，携新作参展、拿奖，再回国炒作公映，成了他的标准化流程，先在国内上映获得良好评价再端到国际上拿奖的事张艺谋几乎一次没干过——这说明张艺谋较识时务善于借势。
不管西方是善意还是恶意，西方是张艺谋的恩人，这点无疑。恩人和张艺谋是处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之中的，王一川把这种语境概括为“三方会谈语境”。“三方”中，当代自我(张艺谋)“处于弱势”，传统父亲“语气逼人”，西方他者“不可一世 ”。其中“当代自我与西方他者的关系，宜概括为求异——娱客，这使张艺谋影片向西方人呈现异国情调或中国情调”。由此出发，王一川认为：“早期张艺谋神话的精极处在于，它的主人公总是善于首先在西方获得‘说法’，然后据此回头在国内找到‘说法’。这意味着 以来自中心(西方)的话语权威而使自己在边缘地带成为话语权威。”他甚至能在《菊豆》和《大红 灯笼高高挂》在国内遭禁时，借《秋菊打官司》获大奖的威力使两片开禁。
张艺谋可以说是现在臭了街的展示民俗的始作俑者。现在小资方体会民俗民情的妙处，可谓感觉迟钝，比张艺谋晚了整整十年。
张艺谋最早的展示其实是给西方看的。 王一川借用本雅明关于“寓言”和“象征”的理论，认为张艺谋影片是属于“寓言型 ”的，“在这种寓言型本文中，‘中国’被呈现为我时间、高度浓缩的、零散的、朦胧的或 奇异的异国情调。这种异国情调由于从中国历史连续体抽离出来，就能在中西绝对差异中体现某种普遍而相对的统一性，从而能为西方观众理解和欣赏”。
“西方在津津乐道于中国情调的愚昧、落后、蛮荒和朴素等‘边缘’特征时，会更加深切感觉到自己的‘中心’地位稳 如泰山。”
王一川并不认为西方的奖赏就意味着张艺谋达到了“世界一流”，他很知道张艺谋的不足，他说张艺谋电影的一个很大缺憾就是不耐看，除了《红高粱》他再也没拍出又好看又耐看的影片。他从1994年拍了《活着》后，一直在走下坡路。他的获奖神话也难以延续，他早期获奖不过就是主动去西方求奖，而西方人愿意给，这就够了……而现在连这种愿意给也没有了，因为游戏也有规则，当电影太上不了台面时，游戏就会中止，西方会寻找另外的提供异国感觉者。
张艺谋极精明地感到这一点，他知道自己才具的极限，但他又舍不得西方话语权，于是“心生一计”，正用不行反用，反正不能这么轻易放过西方。
1999年4月18日，张艺谋致函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哥布“郑重声明退出戛纳电影节”。张艺谋撤回《一个都不能少》的理由是该主席带着政治或文化的偏见评论这部影片，称该片和他的另一部影片明显是在替政府做宣传。
对于这种让全国人民大吃一惊、大反其一向风格的声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诙谐地说，“我想，张艺谋的退场声明总不会是在比较明确地预感此次送去的影片入选无望之后吧。”
郝建认为，张艺谋做了一个不太漂亮的表演，是一个十分小气的退场秀。
“我认为，在目前中国拍电影有点对主旋律文化的呼应，替政府做的好事说点好话不算是什么背叛艺术原则的大问题。可是张艺谋非要否认这一点就显得不真诚。他说：‘我决定退出是因为我对贵节珍视艺术的宗旨产生了动摇。’这就有点说话不摸心了。张艺谋写这封信恰恰不是出于什么珍视艺术的宗旨，而是一个大动作的政治行为。
“张艺谋是个绝对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编织的这顶为艺术而艺术的柳条帽会被主旋律话语变成一顶‘不先生’的桂冠。在多年忍受了‘表现丑陋和落后献洋人’的骂名之后，张艺谋终于有了对洋人说‘不’的机会，那管他们是自己的‘恩师’，哪管有些太绝情。雅哥布哪里能读懂自己手上的那封信，张艺谋主要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在艺术上到了难以长进的时候，用这封信把自己‘后殖民主义文化’的恶名声洗刷干净。果然，张艺谋的信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和大小报纸的头版上博得满堂碰头彩。有一位几天前为中影出高价收购此片捏把汗的老电影理论家还把他此举提高到爱国行为来加以歌颂。”
张艺谋在那封信中把“所有中国导演，包括后继的年轻导演”与自己拉在一起说话。郝建认为，张艺谋这样说是不公平的。张艺谋不可能了解每一个中国年轻导演的艺术取向和政治态度，这种未经授权的代理是可怕的。仅就那年的戛纳电影节而论，张艺谋退出后还有陈凯歌的《荆轲刺秦》、香港的余力为的《天上人间》参赛和王小帅的《扁担·姑娘》参加展映。即使张艺谋真的是为中国后继年轻导演考虑，也与他这两年的许多讲话姿态不符。“这两年，仅在报刊上我就很看到了一些张艺谋公开发表的许多对中国年轻导演很不利的讲话：‘中国的新一代导演后劲不足’，‘中国电影在亚洲没地位了’等等。私下听到的传言比这还要不友好。那时侯，这位国际大导演好象忘了为‘中国后继年轻导演’着想。”
郝建认为，张艺谋的这封信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状态，“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柿子专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扼、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
转自04年《艺术评论》第九期 | | 百灵编辑：文庆 | | | 【发送给好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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