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娱乐化，娱乐圈流氓化?

文坛娱乐化，娱乐圈流氓化?

2004-12-14 07:36:00　　千龙网

　　编者按：由于出版商的效益追逐和作者的商业化写作，在当今的文坛上已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坛娱乐圈”，并出现了一批不同年龄段的文坛娱乐圈焦点人物。他们或忙于制造各种新闻事件，以竭力增加自己的信息传播面；或忙于迎合庸俗的阅读情趣，在书名与包装上吸人眼球；或忙于文化消费方式的揣摩和试验，以销售员身分参与写作和流通的全部过程。而作品的艺术质量似乎不再是写作者的惟一追求。在第三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上，对“文坛娱乐圈”现象进行了争论，如何面对这个“圈”？如何摆正写作的内心寂寞与外在热闹形成的焦虑心态？如何在“圈里圈外”寻找一个恰当的市场策略…

　　洪治纲(批评家)：

　　记得叔本华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着两类作家，一类是为俗世而写作，一类是为灵魂而写作。“文坛娱乐圈”现象作为一个商业化时代的文化怪胎，在本质上仍是一种俗世化的写作。它是将通俗、消费、时尚、广告等商业元素紧密结合起来的一种文学现象。它的目的在于追求写作者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要增强文学对人类精神深度的表现。因此，这种现象追求的是文学的表演性，而不是灵魂的深刻性；它是向市场和受众趣味的妥协，而不是向作家内心的挺进；它是为了制造作家的明星化效应，而不是彰显作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义。说穿了，它是一种庸俗化的纯商业性写作，与文学所应恪守的精神品质相距甚远。所以，在这个娱乐圈中的作家，只会对同等趣味的媒体、消费者睁着炯炯有神的双眼，只会对如何使自己成为明星而乐此不疲，而对文学所需要承担的苦难与困厄、理想与道义则绕道而行。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处于“文坛娱乐圈”中的焦点作家，其志趣不在于写出更具生命力的作品，而在于竭力成为所谓的“文化明星”，以便在争相邀宠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如果他们可以被称为“作家”，那是一种广告化的作家，传媒化的作家，是缺乏坚实内涵和艺术素养的作家。他们的虚拟性将远远大于实证性，或者说，他们只是商业文化运作后的一个个空洞的利益符号。因此，我个人认为，虽然这种“文坛娱乐圈”现象不可能对一个成熟的作家构成焦虑，也不可能对真正的文学构成威胁，但是，它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娱乐素质产生伤害，并对恶俗的文化伦理提供道貌岸然的产品支撑。

　　吴俊(批评家)：

　　文学本来是个很俗的东西，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消遣，它的功能就是自娱娱人。等到文学有了名利的附加值后，它也就变成了一种职业或专业。文学成了某种特权的标记。文学的技艺因此有了提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不再单纯了。文学开始分化，分层，越来越复杂。比如，文学有了雅俗之分，有了道德褒贬，等等。但归根结底总不外乎是名誉和权利的欲望成了文学的支配性因素。对文学的判断，大多数时候其实是对文学背后的名利动机的评价。名利也不是什么坏东西，小而言之对个人，大而言之对人类，它其实都是进步的动力。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朴素、很实在的说法。那么，所谓“文坛娱乐圈”现象也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将文学视若娱乐(圈)，根本理由在于，文学本就是娱乐，文学发达了，它仍有娱乐性。因娱乐而产生明星，再由明星带动娱乐的时尚，进而形成娱乐市场，促进娱乐生产。在这个链条中，名利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这其实也就是文学的一部分真相。对此进行绝对的道德评判和价值评判，并不具备充分的理由。

　　问题的关键，其实仅在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对名利的预期及获得，你愿意且能够承担什么？这里也就凸现了人们常说的“精神诉求”问题。个人可以回答这个追问，社会也会产生这个追问。但最可厌的还是伪君子，他(她)比真小人更堕落，且无耻。虾走虾道，蟹走蟹路

　　毕飞宇(作家)：

　　从一个写作的人来讲，当然希望自己的书卖得好一些，但是，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中心话题，我几乎没有专门去想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卖多少本才叫好，如果在此动太多脑筋，一定会影响我的创作，我唯一能够控制的是，尽量在写作时投入一些，不要浮躁，马虎。至于“文坛娱乐圈”，我称那些人的作品是来得快去得快的作品，任何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只是当下越来越多。我并没有指责这类作家的意思，写作类型不一样，为市场而写作，我认可但是不会那样做。但是有一点我想强调的：最好我们的批评家不要跟在后边起哄。

　　戴来(作家)：

　　这种现象，客观地说，应称之为“文化娱乐圈”或“娱乐圈文学”更准确。有时候，看到他们咋咋呼呼的，觉得好玩，会想到行为艺术，像这种用娱乐圈的方式在文学圈里混不符合游戏规则，不伦不类。写作说到底还是用作品说话。

　　至于是否会构成我内心潜在的焦虑，应该基本没有。因为本身就是两种写作，互不搭界的，我认定读他们作品的人不会看我的东西。而且，我一直觉得各写各的，所谓虾走虾道，蟹走蟹路。

　　说到相关的市场策略，我认为不应该由写作者来考虑，写作者能做的就是把东西写好。

　　李洱(作家)：

　　文坛娱乐化，娱乐圈流氓化，流氓团伙商业化，商业团体政治化，这样说可以吗？瞧，谁也不是原来的自己。

　　我不认为文坛的娱乐圈化能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因此而产生内心焦虑？怎么可能。我不需要什么相关的市场策略来应对。我觉得现在就挺好，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有自己的稳定的读者群，对作家来说，这已经是很幸福的事了。我唯一的焦虑，就是还没能写出自己心目中的那种好小说。

　　须一瓜(作家)：

　　如果有人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有趣，我就有欢乐感。制造热闹我素质不行，但我喜欢有热闹。有时候，我都快分不清我是喜欢热闹本身，还是喜欢热闹上身的人儿。而且每到这时候，我就暗暗钦佩他们不容易。你想想看，好比大家一起吃饭，可是他们不断要离席去表演几耙子，再赶回来扒拉两口，再登场，再赶回来喝点汤，是不是很辛苦？首先胃就不舒服嘛，有人还对他们嘘倒彩。而我们则可以专心致志地用餐，香芋珍珠鲍、酥炸蟹合鱼子酱，吃饱撑得的时候，还可以优哉游哉地指点表演的人儿，说哪里哪里腰下得不好；说哪里哪里唱腔飘了滑了，嘿，不过，扮相还美；喝高了，兴奋了，我们打呼哨，还可以让人把真花、塑料花统统献给他们。你问我内心焦不焦虑？我不焦虑，干吗焦虑？想深了，我白看了热闹也没花什么钱，挺不好意思的。至于说对文学的影响，我看言重了。几个人爱闹，大家就不好好吃饭了？我理解的文学，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吧。

　　张执浩(诗人)：

　　坦率地讲，面对愈演愈烈的文学“娱乐化”现象，自己内心里没有一点焦虑是不可能的。依稀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何谓胜利？坚持就是一切！”正是在里尔克的激励下，从那时起步的文学青年们才趔趄着走到了今天。但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发现，“坚持”并不意味着胜利的到来，或者说，从根本意义上来看，文学写作永远没有“胜利”可言。写作者终其一生之努力，赢得的只是理想与现实、灵与肉之间的和解和原宥。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你就理解了眼花缭乱的文坛现状，作品在市场份额占有量上的优势仅仅表明了营销策略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文学本身的胜利。我觉得，这种文学现象将会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而更加肆无忌惮，但文学的梦想不会因为它而破灭。作为众多文学“从业人员”中的一位，我可能会在今后对自己的写作姿态作一些微调，不会是被动地消极地抵抗，而是主动地正面迎接、领受来自文学外部的挑战。批评家是文学明星的化妆师

　　艾伟(作家)：

　　在商业时代，几乎所有的商品都重视外部形象。符号的力量总是会大于实质内容，也因此，一个著名的商标可以大做广告，但商标后面的内容并不那么重要。很多的写作者忽略思想和文本，而注重外部形象的塑造，这是商业主义时代的文化特征之一。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商业与否。而在于我们应该把真正的文学和商业区隔开来，保持文学的尊严，而不是把水搞浑，没有一个基本的标准。问题还是出在中国文学的评价系统上。中国文学的评价系统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经典文本的诞生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文本显示的创造性、艺术性和思想性，而可能是从社会学和统计学的角度认定的。一个平庸甚至是拷贝的文本，因为经过广泛的争议而可能成为一个文学现象，而进入写作的历史，而大量有创造性的作品有可能被湮灭。这种社会学或统计学的认定方法几乎是我们国家的文学传统，这一传统可能把真正的文学和商业操作搞混了，失去了边界，使中国文学成了一潭浑水。而中国的批评家对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批评的兴趣似乎对文本的研究更感兴趣。作为文学秩序的认定者之一，批评家确实存在问题，很多时候，他们可能并不是因为缺乏判断力，而是他们甘愿成为商业形象的化妆师。在那些平庸的文本周围，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批评家的涂脂抹粉。由于评价体系和价值系统的混乱，使文学失去了等级。而文学是有等级的，是有好坏之分的。可现在，谁也不知道。我认为对文学的真正的伤害来自于此。

　　汪政(批评家)：

　　当文学成为商品时，这一切都不奇怪。是商品就应制定并实施最佳的市场营销策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如此的产品丰富，因此也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产生销售上的竞争。这样的竞争可以除了在制作和具体销售层面上展开外，更需要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者的欲望，以争取最大的、恨不得是透支状况下的消费行为。而在这方面，娱乐业作为文化产品集散地已发展得较为成熟，这是“文学生产”者们最易效仿移植的对象与范本。若是从娱乐行业的运作来讲，生产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产品价值是不确定的，理想价格以及市场覆盖这些要件并不决定于产品本身的素质，所以，前期的策划、形象包装与代理、市场调研等等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难怪现在的所谓作家们要走传媒，走中介代理，关注文学之外了。

　　作家明星化、文学娱乐化本身与我非常遥远，但作为一个批评家，对批评参与到其中却深感忧虑。现在批评家卖批评已不止于在封面封底了，它正一步步丧失它的学术评判与学术创造的本性成为明星化、娱乐化的御用。我以为明星化、娱乐化并不可怕，因为总有作家在底线坚守，明星化、娱乐化当中也有经得起淘洗沉淀下来的东西，但如果批评的底线失守，那还有谁作为旁观者和批判者，还有谁去做文学的清道夫？等待自己成为最后的贵族

　　盛可以(作家)：

　　“文坛娱乐圈”是文坛这条大河里分出去的一个支流，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它的存在，有它的理由。面对金钱与利润的诱惑，我的想法是以退为进，当有的作家与出版家不择手段疯狂追赶时，我宁愿闹中取静，稳步向前。比如我即将出版的新长篇，拒绝了书商较大印数的条件，而选择一个不给起印数的出版社，原因很简单，这个出版社出的书十分扎实，风格纯正，责任编辑认真负责，我与编辑一样，愿意出一本货真价实的书，市场并不一定总是媚俗的，市场也不是检验作品的惟一标准，我有勇气面对真正的市场。写小说的人，一旦踏上这条道路，不太可能改行去学手艺或者别的，眼见读者减少，且越来越少，他也只有继续写下去。有位知名作家曾说过：“我们静候读者少到极限，让他们和我们成为最后的贵族。”我欣赏这句话的底气，以及背后潜藏的自信与执著。

　　李修文(作家)：

　　我丝毫都不关心所谓“文坛娱乐圈”发生了什么，当事者又在干什么，但是依我的经验看来，好的畅销书，尤其是畅销小说，读者艺术上的满足感也是流行成立的原因，这些人的作品说不定也有什么可取之处？我对它不感兴趣，但也绝不鄙视它。我感兴趣的是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人的哄抬使得它得以成立，除去媒体和读者的盲从，一些评论者的无耻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它印证了今天时代整整一个评价体系的无耻。

　　我不关心文学的前途，所谓“文坛娱乐圈”的存在对文学也构不成什么真正的改变，顶多是资料意义上的改变，我觉得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并没有太大意义，当事者其实都很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在规划自己的写作行为时并没想过这种行为的文学意义，文学意义对于他们来说是空泛的、虚无的，我们就不要多替他们操心了。文学的前途是每个人心中的前途，不是可以归类讨论的前途。

　　就我以前的出版经验看来，我从未介入过出版商的经销过程，但也没拒绝出版商的宣传，作家以及作家的命运从来都是被挑选被界定的，个人的力量，至少我个人的力量在一个庞大的体系里其实是非常渺小的，我也无力去制定什么市场策略。

百灵编辑：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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