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作家的灵魂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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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作家的灵魂秀

2005-01-28 10:43:00　　来源：千龙网　　编辑：文庆　　进入社区论坛

　　卫慧：生于浙江余姚，儿时在普陀山、桃花岛等地度过，1990年在南昌陆军学院参加为期一年的军训，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至今从事写作十年有余。作品有《蝴蝶的尖叫》《艾夏》《黑夜温柔》《纸戒指》《陌生人说话》《像卫慧那样疯狂》《水中的处女》《欲望手枪》《上海宝贝》等。部分作品译成31种文字，并登上日、英、意、德、法、美及西班牙、阿根廷、爱尔兰、香港、新加坡的各类畅销榜前十。现居纽约与上海，专职写作。

　　章元：1979年生于天津，

　　天津作家协会会员，现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在读，并为多家报纸杂志撰写专栏。作品有《我的痛已绝版》、《素面城市》、《我不是你的虾米》、《亲亲我的脸》、《洋葱比赛》等。

　　章元：“享乐”在我的字典里是一种生活态度，不等于奢华，可以解释为拥抱生命的热情，用快乐的心情心态去对待生活，享受生活赐予的快乐。

　　我个人认为“享乐”并不是一个贬义词——不可否认，它在国人的字典里是略带贬义的。忘了哪位老前辈说过：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一定很短命。如果没有贝佳斯的眼膜，我的日子真没法过了。呵呵。我实在太迷恋城市的纸醉金迷了，自诩是城市的孩子，笔下永远是被物质泡大的小孩儿 ——他们不问物质从哪里来，就像婴儿天生就会寻找妈妈的乳房一样。

　　如果说只有清心寡欲才是好的，那我宁愿承认我是一个生活上享乐派，一个彻底的“享乐主义者”。社会赋予我们充足的物质文明，没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是不是？

　　卫慧：比较于“享乐主义者”，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快乐主义者”。所谓“快乐主义者”是指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生活，你都要有内心的平静，都能快乐地面对每一天。这说说容易，真正地去做到却很不容易。我也是交了好几年的学费，才达到了目前的心态。

　　而在成为目前的“快乐主义者”前，我一直是标准的、分毫不差的“享乐主义者”。这个词在我眼里既不是贬义词，也不是褒义词，它只是表述一个客观的状态。如果你认为你有享乐的标准，那就不妨去享乐。只不过要记住，有一条底线——你不可能永远享乐，如果你在享乐的同时不去创造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比之享乐主义者，我觉得自闭者、厌世者、悲观者、仇视一切者更可怕。

　　上海这座城市，那无比香艳、仪态万分的特征在我所有的作品中都有诚实的反映。我一直说上海是座女人的城市，所以她在我的书中永远是散发着淡淡香水味，永远是有月光下的狐步舞（我曾经在外滩做过这样一个名字的派对），永远是有片片飘零的法国梧桐叶与幽幽的爵士乐的这样一个城市。

　　我对她的爱情不随时光而改变。

　　章元：呵呵，你对上海的爱让我想起我对天津的爱，你是爱情，我更多的是亲情，那是家的方向嘛。话又说回来，让我觉得好笑的是，很多人一边享受着城市里的纸醉金迷，一边还要大骂世风日下。

　　卫慧：就像很多人一边在读卫慧的书，一边还要在网上彻夜不眠地骂卫慧。（笑）。大概他们觉得骂一骂可以缓解内心的这种矛盾。人性永远是复杂而且有很多面吧。

　　章元：能泰然处之也不容易啊。真没想到曾经惹起轩然大波的你，现在已经是这份心境了。记得2000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突围丛书”中收录了你的《水中的处女》等中、短篇小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像卫慧那样疯狂》。那时对你的评价是“惊人的语言才华”，而你的“疯狂”更是在《上海宝贝》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我的禅》出版了，你却消失在大洋彼岸，大家看不到你的疯狂，看不到你的“刺”，反倒失望了。你是不是看到了疯狂的后果，所以放弃了疯狂？

　　卫慧：一个被称为“美女作家”掌门人、“身体写作”鼻祖的女人，着华服游地球一圈后又反过来皈依了中国传统文化，写了本用禅命名的书，难道还不够疯狂吗？

　　如果我告诉你这4年里我还真动过做卫慧师太的念头，你认为卫慧够不够疯狂？

　　4年半后，《我的禅》终于在中国出版了，而我在书的出版前后共3个多月都不在中国。

　　别的作者们人仰马翻地做宣传，我的编辑急得跳脚，我却还在纽约长岛的海边晒太阳，在伦敦见律师，忙一些无关的事，又算不算疯狂呢？

　　亲爱的，疯狂与禅只有一线之隔。这是我的日本禅师在纽约教会我的。很经典，算是一句现代偈语吧。

　　章元：当年“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风波似乎已经烟消云散了，可还是留下一些“余毒”。现在好像要说谁写的东西不好，就说谁是“美女作家”，言外之意是以色取胜。反倒是那些长得比较“平易近人”的成了宝贝。可也有一方面的观点是以美女为卖点，据说现在有的出版社甚至成立了“美女作家工作室”，专门为美女出书，而这样那样的“掌门人”的更是层出不穷。被称为“掌门人”，以及种种加在你身上的头衔，你想说点什么？

　　卫慧：这个掌门人，不做也罢。（笑）。你看现在那些女孩，一个个在享受我开出来的一条通往更多自由与可能性的血路，一个个被出版社拉去拍了那种不美也美的影楼照，还迫不及待地说卫慧微不足道，鲁迅也没什么本事。做这个掌门人有什么劲？（大笑）

　　中国的作家明星化是由我在4年前全面催化的。4年前我的作品被争议得面目全非，导致我不得不沉默这些年。但4年后，我看到我和我的作品中曾被人们指责的一些前卫另类元素，已变成主流得不能再不主流了。可“卫慧”这个名字，依然被妖魔化得厉害。很有趣吧。

　　章元：你杀出来的这条“血路”的确给很多人提供了便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倒是想当一当“敲钟人”的掌门人，呵呵，向卡西莫多致敬。不过，你这个“有趣”的背后应该也有很多无奈吧？但据我所知，也有很多人感觉“卫慧变了”，禅在你生活中的分量已经体现在文字之中。可你要如何颠覆《上海宝贝》留在读者心中的印象？你的主题依旧是性与爱的纠缠挣扎，这就是你的禅吗？你觉得这个禅和你的享乐主义或者快乐主义矛盾吗？

　　卫慧：我眼中的禅不一定是抛开一切去深山老林隐居，你照样可以穿时髦的衣服住在繁华都市里（所谓“大隐隐于市”），但你的内心一定要有一种致远的宁静，与对这世界的宽容与慈悲。禅在这浮躁的现代社会是一种态度，很终极的形而上的态度。

　　章元：也就是说你已经找到了“精神之父”、找到了自己的信仰？如同早年笃信宗教的北村？或者是《罪与罚》里的拉斯科尔尼科夫，靠宗教信仰的力量改变了自己？

　　卫慧：我不愿意自己被这么简单地下了定义。我跟你讲的这两位作家没有可比性。我自己的内心世界我看得太重，请原谅我不能在此多说。

　　我曾经有半年是天天买衣服鞋子（真的是每天！），学禅后渐渐变成一周买一次，这个夏天在曼哈顿我连Barneys的warehouse sale都没去，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也许我的享乐渐渐地从物质转到精神上了。我母亲为此舒了一口气，不用再继续买衣柜了。

　　话说回来，《我的禅》中101岁的悟性法师什么都放弃了，只是偶尔还要吃一点蛋糕，他称之为“我的完美的不完美”。那么，卫慧的“完美的不完美”大概是永远喜欢衣服鞋子与包包。世上绝对的完美是不存在的，有关“绝对的完美”的想法也是危险的。

　　章元：提到衣柜我也有一种悲哀，每次打开柜门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总有一种克制不住的冲动要买回来，到头来却没有穿的机会，弄得我妈妈经常问我：“这是什么时候买的衣服？”其实那是很久以前的，只是因为一直没穿过。一个女人无论有多么超脱，可能也永远抵制不了漂亮衣服的诱惑。幸好我只是一个俗人。现在还是为亲爱的母亲干杯吧！她们操的心太多了。

　　卫慧：女人都是这样的吧？我在时装上是喜新厌旧的。以前喜欢旗袍，现在看到旗袍就会反胃。

　　最近一段时间，我买不少黑色与白色的服饰，BEBE、Marc jacobs、Miss sixty、BCBG的夏装很适合我。打开衣柜，全是黑色与白色，很简洁、干净、有道家风范，但也有些骇人。于是我的纽约朋友们纷纷谣传起卫慧有了严重的心理洁癖！（笑）。

　　我还买了很多珍珠项链，那种光泽能柔和黑白报饰过于强烈的对比。

　　章元：“80后”的代表人物春树不晓得你在美国有没有听说过，前些日子她上了《TIME》杂志的封面人物.。你身在美国，能讲一下美国人的反应和态度吗？你自己又是怎么看的？

　　卫慧：Time杂志分亚洲版与美国版，美国这边一般只能看到美国版，也就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时代周刊》。所以，那期TIME亚洲版这儿几乎没人知道。另外我没有看到有关的什么新闻，纽约时报的书评我几乎每期看，但没有印象。

　　美国人在文化上的排外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厉害。电影是这样（几年前的陈凯歌、张艺谋特别是好多年前在好莱坞发展的陈冲应该深有体会），现在情况好转，但多数美国人还是只认一个李安。书的情况更糟。中国作者在欧洲更容易出版并取得好成绩，但在美国，几乎是像登天一样难（莫言、余华、阿来、王安忆等等都应有体会）。多数美国人知道的华人作家也就谭恩美一个，尽管她已几乎写不出好东西了。《上海宝贝》也上了美国东西岸3个重要的排行榜前十，用英文搜索我的名字，有16万条目录，但还远远不能说是美国人家喻户晓的。

　　我的经纪人曾在几年前吃饭时跟我说，自从我的书向西方出版商们证明中国作者也能畅销也能替他们赚大钱后，当时已有一个从未有过代理经验的美国女人专程跑到北京去掘金，她因为不懂中文，所以从北京拿了春树，还有尹丽川的书请求我的经纪人帮她做个判断。最终她乘着《上海宝贝》的余热售出了《北京娃娃》。

　　章元：我记得前不久网上有一条消息，大概意思是“热烈庆祝‘80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卫慧：我跟大伙儿一起庆祝!

　　3年后大概又是一个热烈庆祝，但庆祝的是90后。（笑）

　　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唯一以10年一代来取人的国家。多的是浮躁与口号，少的则是积淀、厚重感与耐心。

　　对于80后作家，我完全没有接触。但这次回国后，我想有时间要找一些他们的作品看，学习一下嘛。（笑）。

　　80后的一个重大危机是年纪轻轻就被出版商逼着绕着商业化轴心飞转，21、22岁的小孩在两、三年里可以写6、7本书，不知道他们头脑里还剩下什么。想想我们这一拨还是幸运的，那时作家明星化已开始，但出版商们还远没有这么邪恶。（大笑）

　　章元：我记得我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花了两个月（从开笔到定稿共两个月），这个进度被一些前辈称为“快”，怀疑小说的质量。但是书出版以后，我发现我的责编几乎没有动过稿子（当然会有错别字、不太恰当的字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怂恿了我，在写第二本书的时候，我每天都是以5000-10000字的速度来推进小说。因为我喜欢这种一气呵成的感觉，我不是一个十分有耐性的人。可回过头来再一翻看，简直不忍卒读，于是除了保留人物的名字，全部放弃。现在回想起来，原稿带给我的那种鸡肋的感觉真的太可怕了。

　　卫慧：我想写的时候就写了。我觉得3、4年出一本书比较轻松，反正没有经济上的压力。我一般会两年游山玩水，不碰笔，然后慢慢地热身半年，最后用3个月的时间写完一本小说。《我的禅》是这样的，以后的小说也会这样吧。比别的作家要随意自由很多。

　　最近我迷上在纽约上州的乡村俱乐部骑马与划独木舟，那边的湖上还种了不少白色睡莲，把小舟划到睡莲群中，然后停下，睡觉或读一本闲书，非常之慵懒。我常自我解嘲说：那些莲花可以帮助我顿悟得道。

　　章元：这样一看，我还不是一个“彻底的享乐主义者”，写作时那种生活一塌糊涂的样子，哪里还配当“享乐主义者”？那时真是中了村上春树的毒，他在《挪威的森林》里有一句话——劳动和努力是有区别的。这句话被我当成座右铭贴在梳妆台的镜子上供奉，搞得自己不人不鬼。其实一边写作，一边玩乐，一边读书，也许会更好。你说过，生活高于写作，我现在才能理解。

　　卫慧：写作与生活，我现在绝对会把生活放在首位。我一直在重复说：生活高于写作。这句话，我送给很多像你这样努力写作的女孩子。慢慢你就会体验其中要义。

　　章元：写作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

　　卫慧：以前要一定放一面小镜子。现在，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了。只要每天禅坐半小时就有足够的能量。

　　章元：感觉你的早期作品像《爱人的房间》、《愈夜愈美丽》似乎都有一点淡淡的杜拉斯味道。

　　卫慧：这两个小说，我在写时并没有感觉到杜拉斯的影响，与张爱玲一样，一提这个女作家现在让我反胃，她们都被中国写作者与读者媚俗化得厉害。我觉得那两个小说，就是卫慧的风格。

　　章元：我觉得你这几句话就已经很具“卫慧风格”了，呵呵。最近春风文艺出版社出了一套《杜拉斯文集》，我比较细致地读了一下。的确有被过分吹捧的嫌疑，但她那种梦呓般的叙述还是很迷人的。在美国读了些什么书呢？

　　卫慧：几周前看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者，美国最有名的算命师父西乐维亚·布朗写的有关梦境的一本书，她在书里对弗洛伊德大加嘲讽。现在正在看一本一个西藏人写的有关梦境的书。倒是没什么机会在纽约读中文书。

　　章元：有没有去听美国那些时髦的音乐？

　　卫慧：音乐的话，古典与爵士还有new age的听得比较多，摇滚不太听了。前天晚上在曼哈顿下城参加一个反战反布什的跳舞派对，全是印度与中东音乐，大屏幕上布什在扭胯甩臀，音乐很酷，跳舞的人也很酷。

　　章元：很难想像布什的样子，一提他跳印度舞我就想起小时候看的那些印度电影。我是一个音盲，只能自己认为好听或者不好听，听不出它想表达什么。但是有一次我发现电影可以让我听懂以前听不懂的那些音乐，比如我看了《发条橙子》之后就可以听懂Pink Fold的《The Wall》了，那种无望的挣扎让我觉得窒息。一部好电影或者音乐，能带给我的启发不亚于一本书。

　　卫慧：电影么，我最喜欢的纽约电影院有西村边的Film Forum与东村的Anthology Film Archives，最好的艺术电影与独立制作电影都在那里，我刚看了费里尼的《甜蜜生活》与《八分之一》，还有一部关于德国女导演Leni Riefenstahl的纪录片，她给希特勒拍过两部被选入20世纪最好的100部电影之列的电影，可她又不是纳粹，所以活到90多岁的她一直是非常地受争议，很多人爱她，很多人恨她。这部有关她的纪录片太强烈了，刺激得我一夜没睡好。她是好是坏且不管，但她给人们的启发与影响却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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