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他仍然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的那座四合院里。日子非常清闲，他也不急于把老伴、儿子搬来。但没有任何工作了，心情苦闷，整天坐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过去一闲下来就回昔阳、大寨看看，现在山西省正在搞“清查”，他不便再回到他熟悉的太行山里去。这时，中央还是很关心他的。邓小平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胡耀邦也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劝他宽心，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很快就到了1980年年底。陈永贵心上的火气慢慢地散发了，他冷静地想了想，愿意接受中央的善意安排，把老伴接来，在北京安家，把心爱的幼子接进京来上学。他一辈子没有完全摘下文盲帽子，他希望儿辈能在北京上个好学校，将来上大学。此时秘书已经离去，他让警卫员张艮昌帮他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让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大寨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另外，也对老战友们说了自己的家庭安排，老伴、儿子进京，在北京落户，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等物的大砂缸都交公归队。这封信算是他对大寨的乡亲和战友们的告别。
另一封信给他老伴宋玉林，让她料理一下，赶在春节前把家搬来北京，让小儿子陈明亮转到北京的学校上学。
他还交待老伴，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计贾进才。贾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大寨德高望重的老模范。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恩怨颇多。不知为什么，陈永贵似乎总爱拿这个只知道苦干，不善言语的老实疙瘩开刀。六十年代否定了“贾进才三让贤”的事，狠狠地贬了老贾，七十年代要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竟把这位老伙计闹成了从五十年代就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走资派”，编排了他许多不是。老贾干生气没办法，为了维护大寨红旗，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任凭陈永贵对他头上泼脏水。人都说老贾这人心特别宽，只有他才忍得下，从来没有为此跟陈永贵闹过。现在，陈永贵自己要离开大寨了，他又想起老贾，把心爱的毛毡送给他。这时，陈永贵的心绪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要向这位老伙计说的话一定很多很多。一条羊毛毡，道得尽满心的话吗？表达得了那么复杂的情感、思绪吗？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他就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搬家的要求。不担任领导职务了，就不再住这个大院了。国管局先是回了话：此事已请示了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不要搬了。急急地搬家，影响不好。
可陈永贵坚决要搬，“不在其位，不享其禄”。他把这句老话时常挂在嘴上，三天两头打电话去催，让警卫员去讲。最后国管局分配给他这座部级高干公寓楼的一套居室。1981年春节刚过，陈永贵举家搬出交道口那座院落，住进了木樨地这座公寓楼的一套房子。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着，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见我进来，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进了客厅，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仔细看了看他，外表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穿着黑色对襟的夹袄，宽大的黑裤子，家做的黑布鞋。脸上还是满满地刀子刻出来似的皱纹，又密又深。精神仍然十分健旺，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可并不见老。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宏亮，吃起糊糊来呼呼有声。再环视一下厅里的陈设，一看便知道，沙发、桌凳、书柜这全套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书柜里摆着不少书。我过去看了看，多是文革中出版的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有翻译过来的古代印度史、埃及史等，还有“四书”“五经”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些显然也是公家发的，摆在那里，主人是不会去翻看的。我正看着，老陈吃完饭丢下饭碗走过来，使劲跟我握了握手，喊着：“大斌同志，谢谢你来看看我。现在也不用谈工作了。我是个平民百姓了，咱们这见面是老朋友交往，不讲别的事儿，也不用说工作上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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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永贵--恢复农民的淳朴和实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