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忙上前问候：“这些年不见，挺想念你的。早就想来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抬抬胳膊伸伸腿，说，“你看，壮着哩！一说这我就高兴啊！从我往上数三代(再往上数我就不知道了)，老先人们都没有我的年岁大，在旧社会，老一辈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七十，算长寿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啊！”
前些日子，听人说陈永贵下台后满腹牢骚，整日愁眉苦脸。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陈永贵，却是另一个形象。他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看不出有什么苦恼，也没有前些年的逼人官气，又是一个慈祥、热情、善良的老农民模样了。我们对面坐着，平等地、自由自在地说着家常话。十多年来，我多次见到陈永贵。说句实在话，只有这时才对他有了几分亲近的感觉。
正说着闲话，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这几年新闻界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写文章骂我。你写过没有？”
这一问倒是有点意外，我说：“这话看怎么说了。恐怕也不能说你的记者朋友都写文章骂了你。人家是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嘛！至于我，你也知道，那几年我在新华社管农村报道，我虽没有写过‘骂’你的文章，可那几年的报道，没少批评‘学大寨’运动，那些报道是我组织的，文章、报道都登在报上，你一定都看过，那是我的工作。还有，去年秋天，我参加了对大寨、昔阳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了你们的好话，也说了坏话。不过，不管好话坏话过头话，都是调查组那个时候的认识，不代表哪一个人。”
陈永贵仔细地、耐心地听我说长篇大论，等我说完了，他一摆手，哈哈大笑，说：“你倒说的仔细。我也就是这么一问。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好哩，坏哩，批哩，骂哩，都过去了。不想它了！也不说它了！”他又笑了起来。
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风风雨雨，你过的也不容易。你上了年纪了，还是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养老，过几年好日子吧！我们希望你健康长寿！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幸福！”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我们刚要出门，老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喊他老伴：“快把咱借人家农场的涮锅拿来，我带回去还人家。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帮他提上铜火锅，他说：“前几天昔阳来了几个老乡，非得要吃涮羊肉，我就借来锅子让他们在家里涮了一顿，又亲热又省钱。”
当时已是冬天，我已穿上了薄大衣，可老陈却只穿件黑夹袄，出门时也不加衣服。我说“天冷了，多穿点衣服。”他说，“不怕，我穿着毛衣呢。”他掀开黑夹袄，里面确实穿了件家织的黑毛衣。司机老汤说，“老汉身体壮着哩，大冬天早起逛农贸市场，也就是穿这一身。”
上了车，我问他：“有空了，还去自由市场哩？”
他说，“现在是天天有空闲了，去买点菜，去跟人家说说话，了解点社会嘛！可就是不敢多去。北京人都认得我这张脸，认得我这‘永贵大叔’！买点啥人家非得照顾咱，有的还硬不收钱，给咱闹开了特殊化啦！”
我们就坐上汤占兴师傅开的伏尔加轿车奔东郊农场。一路上汤师傅对我讲了许多“永贵大叔”下台后的故事。
汤占兴说，老陈对自己要求严，就说这部车吧，除了他上农场办公事，私事一律不许用，老伴、儿子都不许用这车。平时，老陈自己也很少用车，常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更喜欢乘地铁。
有一次，陈永贵提上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了店里坐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里捡出一篮子十分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你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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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永贵--恢复农民的淳朴和实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