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台的陈永贵，在北京普通市民中间，就是这样一个“永贵大叔”。陈永贵深情地说：“北京人待咱不薄，没有谁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说这话时，他恢复了以前那宽厚的、知足常乐的淳朴农民形象。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中午，我们在农场机关食堂就餐。正巧有位港商来农场谈生意，慕名求见陈永贵，非得邀请他共进午餐不可。陈永贵乐哈哈地答应，“好，好！请吃饭还不好？”饭桌上拿出酒来，是京郊产的“二锅头”。陈永贵像孩子一样高兴，说，“那咱就跟香港朋友干一盅！”他高兴地连喝了几盅酒，满面红光，说话声笑声更加响亮了。
送走那位香港客人，陈永贵和我们一起在农场大院里散步，闲聊。几杯烧酒下肚，他的话也更多了。有些话我本来想问又不好问，他都主动对我们说起来了。
我听说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
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他说，“大包干”的确可以暂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那调动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人的私心，不合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了解他对“包产到户”的真实想法。但又因为我了解他七十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又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今天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样，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个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听到这里，我挺受感动，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时，他确没有必要再向我说大话空话假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段时间，他曾有一段时间想不通，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发过不少牢骚，甚至还扬言要“抗到底”。这些情况在一些书籍及报道里多有披露。但人的思想是可以变化的。下台后，他冷静下来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改革巨大成果面前，他思想上的弯子慢慢转过来了！他终于走过了不通、顶牛的痛苦阶段。
“对现在的形势我也有意见，”陈永贵毫不隐讳地继续说道，“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怎么回事哩！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陈永贵下台后，尤其是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楼上后，没有森严的警卫了，见人方便了，昔阳、大寨的亲友故旧，进京来都要来看他，使他更多地了解下情，了解了民意。他那12层楼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阳、大寨人进京的落脚站。凡是因公来京的，路费宿费可以报销的，就去住旅馆；因私的，或看病，或办点私事的，没有人给报住宿费，乡亲们也不大富裕，统统留在家里住下来，床不够好办，好在客厅里有公家配的地毯，毛绒绒的，比羊毛毡还舒服。来人也都不讲客气，就在地毯上打铺睡了。那间客厅里，哪个月也得接待几批客人。除了安排住宿之外，乡亲进了家门，陈永贵便要陪着喝上几盅，席间他也向来人问问家乡的人和事。家乡人带来的消息，有的让他高兴，也有的让他叹惜，如有些老伙伴下世了，谁得了重病，等等。
来北京看病的人总爱来找他，希望他帮助联系一下好医院，找个好医生看看，拿些好药吃。老陈都热情接待，打电话联系医院医生。
他热情地帮助家乡来人，也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怀。他一直思念着大寨，思念着乡亲们，也曾几次想回乡看看，可都没能成行。回去一趟只一夜火车就到了阳泉，再坐几十里汽车就到了大寨。可这趟路对于他也是很不容易走哩。回去了，有些人见不见？有些话说不说？反过来倒过去地考虑，最后还是咬咬牙算了，不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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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永贵--恢复农民的淳朴和实在(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