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回去的决心下了，可思念是无法丢掉的。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长叹一声：“白天没处动弹，黑夜叫我回村干活去了。”
除了看病之外，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他切齿痛恨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
我们与陈永贵在东郊农场待了大半天。他担任这个农场的顾问，每周只来一次，却很尽力，农场的干部说，老陈可帮了大忙了！他帮我们办了一些我们办不成的事，买到一些我们买不到的生产资料。全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大伙都说，这还是个好老汉！
傍黑时，我们离开农场往回赶。一路上老陈讲了许多他个人和其他几位工农中央委员的一些轶事。那天，他情绪很好，一直把我送到新华社大门前。我说，要不要进去坐坐？熟人们想你哩！他摆了摆手说，不了，不了！以后有空就到我这儿玩儿玩儿，说说话。别看我不识多少字，没看过多少书，可我经过的事多着哩！从办互助合作到办人民公社，从大队支部书记一直当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有几个？我经过的事多着哩，心里想的事多着哩！听我说说，对你们能没有好处？
我点头称是。
可惜，后来因为工作繁忙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没能再登门拜访，听他说话。1986年3月26日他在北京医院去世。听到这消息，我的心上涌起一阵悲凉！一年多前，他身体还那么健康，精神还那么健旺，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我更后悔这一年多的日子里，没有再去看看他……
“永贵大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创业时的风采我没见过，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和最后最潦倒的日子，我都看见了。使我难忘的是他晚年的平民形象，是农家老汉的风采。一个人，不管他个人多么出众，都不能离开人民群众，不能脱离实际。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与实际生活隔膜了，他的脑子里就会被那些超出常理的怪念头迷住，就会办出蠢事。
陈永贵是从农村长大，一直到年过半百之时，还没有真正离开农村。但他使用手中的权力推行的那场运动，使他脱离人民，脱离中国农村的实际，使他与人民群众的心想不到一起去了。一些人别有用心地鼓吹“一大二公”的所谓理想，使他头脑发昏，一心“兴无灭资”，要在太行山里培养起“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新农民”，建起一个只有“公”没有私的理想社会！十多年间，他不遗余力地推行一整套“左”的做法。有几年，我看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有人说他是“农民政治家”，其实，那时的他既失去了农民的淳朴，又没有政治家的胸怀和韬略、理论水平和治国济世的经验，真是一个“四不像”。而下台之后，他又回到了人民中间，改革开放的现实教育了他，使他头脑清醒起来，又恢复了正常的农民的思维，丢掉了那些怪诞、奇幻的空想，恢复了农民的淳朴和实在。
晚年陈永贵的农家老汉形象，使人感到亲切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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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永贵--恢复农民的淳朴和实在(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