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一
十一年前，我发表了《张爱玲话剧＜倾城之恋＞二三事》，那时张爱玲还健在，虽然她孤独地隐居在洛杉矶，早已放弃了对生活的追求。我在文中特别提到话剧《倾城之恋》上演特刊，并推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这本特刊可能早已不存在于天壤之间。
然而，我一直在寻寻觅觅，一直在期待奇迹的出现。话剧《倾城之恋》是张爱玲惟一亲自改编的话剧，若要全面梳理张爱玲四十年代绚丽多姿的创作生涯，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可是，对《倾城之恋》的改编、上演和当时海上观众的种种反应，我们所知实在太少太少了。这本上演特刊有朝一日如能浮出历史地表，很可能就会解开张爱玲研究中这个不大不小的谜团。
上苍再次眷顾我。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终于找到了《倾城之恋》上演特刊，不禁欣喜若狂。这册上海大中剧艺公司印行的小32开的小册子，薄薄仅十八页，内容却颇为丰富。除了张爱玲的“夫子自道”《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和《罗兰观感》，以及苏青的《读＜倾城之恋＞》（以上三文当时又发表于上海报刊，我在十一年前就已发掘并作过评介），柳雨生（柳存仁）、白文、霜叶、实斋、沈苇窗、应贲、麦耶（董乐山）、童开诸文都是首次“重见天日”。虽然并非长篇宏论，都只是数百字的短制，其中传达的意见却值得重视。如柳雨生强调《倾城之恋》从故事到对白“无一不是完整的深刻的戏剧”，如麦耶（董乐山）认为张爱玲小说的“技巧多少是中国新文艺运动以来的创见”，如童开将《倾城之恋》与曹禺名剧《北京人》比较之后提出两者都同样“充沛着人类无上的热爱”，等等，都颇具启示。
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张爱玲姑姑张茂渊以张爱姑的笔名发表的《流苏的话·柳原的话》。这是张爱玲最亲近的长辈对其小说惟一见诸文字的品评，尽管只有三言两语，又模拟了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口吻，带点戏谑，带点调侃，毕竟是弥足珍贵的，也应了张爱玲在《姑姑语录》中所说的：“我的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
话剧《倾城之恋》的文学剧本和舞台演出本至今都不见踪影，很可能真的失传了。因此，上演特刊所刊登的《本事》和三幕舞台布景照片，对我们设想和分析张爱玲如何把《倾城之恋》从小说改编成话剧，也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也许当时一位名叫黄也白的观众的话过誉了，但我还是有点认同，那就是这册话剧《倾城之恋》上演特刊“内容之精神，也足与名著《倾城之恋》相互媲美了”（1944年12月9日上海《力报》）。
二
抗战一胜利，张爱玲的处境就颇为尴尬。当时上海舆论界把张爱玲视作汉奸的大有人在。有一本《女汉奸丑史》（上海大时代书社刊行，出版时间不详，当在1945年下半年至1946年上半年之间），就把张爱玲与陈璧君（汪精卫之妻）、莫国康（与陈公博有染）、佘爱珍（汪伪特务头子吴四宝之妻，后与胡兰成结合）和日裔电影明星李香兰等相提并论，指责“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更有甚者，对张爱玲大施人身攻击。1946年3月30日上海《海派》周刊竟刊出《张爱玲做吉普女郎》的新闻，无中生有的凭空捏造，真是耸人听闻。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爱玲被迫搁笔，淡出文坛一年零八个月，复出之后又不得不在出版《传奇》增订本时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进行自我辩护，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赏识张爱玲文才、同情张爱玲处境的柯灵对这些过激做法很不以为然，在他自己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上先用笔名撰文推荐《传奇》增订本，接着又发表唐大郎所作七律《读张爱玲著＜传奇＞增订本之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主持公道，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这位受了“盛名之累”的天才作家。谁知他事后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以至四十多年后与我谈起，还十分感慨。
唐大郎是十足的“张迷”。抗战胜利后，他率先在自己主编的《大家》文学杂志上发表张爱玲的《华丽缘》和《多少恨》，这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在这首七律中，他透露张爱玲当时有创作长篇小说《描金凤》的打算，最终却胎死腹中，未能成篇。这与张爱玲晚年的《小团圆》无法与世人见面一样，成为张爱玲创作史上永久的遗憾。其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留下的遗憾太多了，鲁迅不是未能写出《杨贵妃》吗？施蛰存不是也未能写出《销金窟》吗？不独张爱玲一人而已。
三
张爱玲原名张张瑛煐，改名张爱玲是在她上小学之后，这一改非同小可，却也有点煞风景。张爱玲本人就很不喜欢，觉得太俗气，曾公开表示：“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必也正名乎》）。好在她也明白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将就着用就是了。有这种看法的不仅是张爱玲本人，当时有一位顾乐水也持同样观点，并有“有着这样名字的女人岂能写出好文章来？”这一问。
这一问也非同小可，催生了一篇优美的《＜传奇＞的印象》。此文发表在江苏南通的一份鲜为人知的小刊物上，证明张爱玲在四十年代决非徒有虚名，千真万确拥有大量读者，包括青年读者。顾乐水从先入为主的偏见，到初读张爱玲后的惊艳，到再读张爱玲后的赞叹，都写得有声有色。文章还分别引用迅雨（傅雷）和胡兰成两大家的观点加以发挥，作者显然更欣赏迅雨的看法，殷殷期待张爱玲今后的创作“步入一个博大深湛的天地”。
且不说顾乐水的要求是否合情合理，至少他表达了自己读张爱玲的真实想法。顾乐水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少年俊彦，才华横溢。时隔六十余年，现还健在的顾乐水已是大陆著名作家，真名章品镇是也。如果我有机会与他见面，一定要听听他现在对张爱玲的月旦，一定更为独到。
四
张爱玲的出类拔萃，不但在于她的小说散文独创一格，而且她的电影创作也是不同凡响。四十年代后期创作的《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现已被公认为中国市民电影的经典之作。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不了情》和《太太万岁》上映特刊（即电影说明书）也在不久前被我搜寻到手，圆了我收齐张爱玲四十年代话剧电影资料的美梦。
有趣的是，《太太万岁》上映特刊竟能淘到两种，剧照选择不同，内容编排不同，所收文字倒大同小异，也都是16开本，可能是供不同的电影院使用的吧。两种上映特刊都在显著位置刊登张爱玲的《＜太太万岁＞题记》，这是一篇不折不扣的张爱玲佚文，一以贯之的张爱玲散文风格，十多年前就已被我发掘出土。
应该着重推介的是两种特刊最后一页所发表的《张爱玲的风气》，作者东方缀炼，一个很奇特的笔名（缀炼源自《诗经·&&风》），真名李君维，现也仍健在。这位李君维可不是等闲之辈，如果说张爱玲开创了一个“张派”，如果说“张派”有传人（借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的说法）的话，李君维是当仁不让、名副其实的一位。他的短篇集《绅士淑女图》、中篇《伤心碧》、长篇《名门闺秀》在四十年代上海文学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可是他已把这篇《张爱玲的风气》忘得干干净净了。他今年4月5日给我的信中称，此文“如果是印在说明书的话，当时龚之方负责文华（指出品《太太万岁》的文华影片公司）的宣传工作，也许是他组织我写的。”
真要感谢龚之方（他是又一位十足的“张迷”），正是他的催逼，使李君维写出了这样一篇耐人寻味的张爱玲评论，完全可以看作四十年代张爱玲评论“最美的收获”之一，其重要性决不在迅雨、胡兰成诸作之下。李君维指出张爱玲挤在张恨水旁边不大合适，挤在巴金旁边也不大合适，“可是仔细端详一下，她与二堆人都很熟悉，却都那样冷漠”，这真是一个十分精当的比喻。他批评“新文艺作家像个老处男”，话固然尖刻，实是一针见血。他认为张爱玲“非但是现实的，而且是生活的，她的文字一直走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更是抓住了根本的不刊之论。
张爱玲的出现，大大冲击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完全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李君维敏感地触及了这个关键问题，而且他的批评本身也突破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是难能可贵的。
电影《不了情》和《太太万岁》都由桑弧导演，他与张爱玲的合作可谓极为默契，极为成功。《太太万岁》上映特刊中有则《谈导演桑弧》，称“《不了情》既以写情之细腻鸣于时，桑弧张爱玲之初步编导合作奠定不朽基础。因是再度合作而摄《太太万岁》，”“以故事之热闹动人，将益臻如火似荼之境”。其实，他们本还有第三度携手合作，上映特刊已经预告将开拍电影《金锁记》，“《金锁记》之精致，不亚《倾城之恋》，都可说是张之力作，一旦搬上银幕，当可轰动文坛，至于《金锁记》之导演，当为老搭档桑弧了。”又有谁能料到时局变化实在太快，电影《金锁记》不幸流产，成为张爱玲创作史上又一件无法挽回的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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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张爱玲四十年代史料随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