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内幕:康生的阴谋借《刘志丹》整死一批人

　　没看小说就定性

　　1956年， 工人出版社拟定了一个出版革命烈士传记和回忆录的选题计划。在此之前，他们看过刘景范和李建彤撰写的一些回忆刘志丹的文章，知道刘景范是刘志丹的亲弟弟，李建彤是他的弟媳，于是就约请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起初，李建彤由于各种原因不肯答应，直到出版社答应派人协助后，才接受了约稿。

　　于是，李建彤开始潜心写作，花了5年时间，前后5易其稿，小说才得已完成。

　　到了1962年春天，李建彤已经完成了小说《刘志丹》的前5章，正当她一鼓作气准备余下部分的创作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阎红彦，陕西安定人(今子长县)，也是一位骁勇善战、功勋卓著的将军。他早年曾与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了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1955年获上将军衔。眼下正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和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在《刘志丹》创作过程中，刘景范和李建彤征求多方意见，阎红彦作为西北老干部，李建彤自然也把稿子寄给了他。

　　阎红彦粗粗地看过稿子之后，便给李建彤写了一封信，说：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由中央作结论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

　　阎在信中所说的“许多原则性问题”，就是中共党史上所谓的“西北历史问题”。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曾在西北地区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创建了陕甘根据地。然而对其中的一些史实和个别是非，有关的当事人长期存在不同意见。

　　此后，阎红彦赴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意外地听说《刘志丹》已经开始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了。原来，当时的《工人日报》、《中国青年》、《人民文学》等几家报刊听说小说《刘志丹》即将出版，都准备选择一些章节刊登，使广大读者先睹为快。阎红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负责人提出停止发表的意见。

　　8月5日，《工人日报》停止连载；8月17日，阎红彦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9月3日，他又致信书记处。阎在信中说：我觉得《刘志丹》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利用宣传刘志丹的名义，把高岗在边区高干会及“七大”前后的西北历史座谈会上，为了把自己说成是西北革命领袖而篡改的边区历史结论，重新加以宣传和肯定。

　　在信中，阎红彦还列出了一张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对照表。同时，他还列举材料，证明小说中的许钟就是习仲勋，罗炎就是高岗。不知何故，这位老将军又把此事写信向康生做了汇报。康生收到信后，好像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在没有看到小说的情况下，就独自给小说定了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的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的。”

　　康生向习仲勋发难

　　康生原名张叔平，1898年出生在山东诸城一个没落的大地主家庭。上世纪20年代初，他与家庭闹翻，向父亲宣称“我不姓张了”。关于他出走的直接原因，据说是由于“风流事件”加上赌博将钱输光，在家呆不下去了。他先到青岛，后到上海，投入我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原名劳动大学)读书。他改名赵容。康生这个名字是1931年到苏联后起的俄文名字的译音。

　　1925年，康生在上海入党，接着就参加了上海的地下党工作。1932年7月，他来到莫斯科，成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共产国际“七大”被选为候补执委。1937年11月回到延安，历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书记处书记，在党的“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后任山东分局书记。全国解放以后，历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副主席。

　　康生是依靠王明发迹的。从1931年12月到1933年7月，他以谢康、骆驼为笔名，先后发表近20篇文章，狂热宣传王明路线。所以王明赴苏后，很快就把康生召到莫斯科。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确定了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这时的康生一面对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封锁消息，一面加紧拥戴王明。他串联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的一部分中国学生，联名写请愿书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总书记。

　　直到几年后，王明左倾路线被批判，康生见王明大势已去，才倒向毛泽东一边。

　　康生的阴谋与诬陷之术绝不亚于他的奉迎术。延安抢救运动中，一大批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死于其手；整风运动中，又有一批优秀的革命者死于其手。

　　康生接到阎红彦的信不久，就在北戴河会议的小组会上向习仲勋发难：“你是反党集团的挂帅人物，你们这个反党集团，不仅有刘景范，还有贾拓夫……你们是想翻天哩！”

　　贾拓夫出身于西北，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后任抚顺发电厂厂长。而时为副总理的习仲勋，是陕西富平县人，早年也曾与刘志丹一起参与陕甘根据地的创建。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诬蔑刘志丹为“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的白军军官”，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还使用欺骗手段把刘志丹以及陕甘县级以上干部和红26军营以上干部300多人抓起来。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马上释放了刘志丹和所有被捕的同志，恢复了大家的工作。正如后来习仲勋所说的：“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他们活埋了！”

　　李建彤为自己辩白

　　1959年，李建彤写完了《刘志丹》小说第3稿，送习仲勋审阅。适逢庐山会议召开后不久，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政治气氛相当紧张，习仲勋看过小说后，感到书中涉及的一些是非问题会在当事人中引起纠纷，而且也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不相适应。于是习仲勋劝她谨慎从事，建议她分成片断来写，不要写大部头小说。无奈此时李建彤决心已定，劝阻无效。

　　1961年春夏之交，小说的第4稿清样又送到习仲勋手里。习仲勋为此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马锡五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习仲勋请马老参加，除了核实小说中某些史实，还要和马老共同劝说李建彤。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的一代”，“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经历时期写成全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

　　但是，康生又在8月24日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要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李建彤才知道她的小说惹了麻烦。9月6日，她写出了一份关于小说中几个人物来源的说明。

　　她解释：小说中的个别人物使用了真名，其他人物都是借用各方面材料综合起来虚构的。比如许钟，写他，是想刻画一个做地方工作的苏维埃主席。素材基本上是调查了一些习仲勋同志的材料，在修改时，准备把他和渭南起义时的一个军委秘书长合并。

　　为了进一步证明小说人物并非写实，李建彤又举出小说中的戴鸿远。她说，塑造这个人物是为了写一个晋西游击队的代表人物，同样采用了几个人的材料写成一个人。这个人物和历史人物谁都不像，是她设想的忠诚老实、头脑清楚、政治上开明的领导干部形象。

　　然而，这时小说《刘志丹》和它的作者以及一些无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中。习仲勋、贾拓夫被禁止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