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解决之道：

　　让农民成为市民

　　“外来工现在考虑最多的不是工资多赚100元还是少赚100元。2001年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每月800多元，东莞的外来工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数字，”刘开明说，“如果外来工在城里可以过上小日子，孩子可以在城市上学，家人能够在城市团聚，能够在城市里看病，能够获得各种社会保障，可以在城市安定下来，这个意义远比多赚一两百元工资要大。”

　　“如果阿星与他的父母、姑姑住在一起，就有一个社会支持网络、制约系统，阿星就不可能杀人。遗憾的是，阿星的父母在深圳工作了十多年，仍然不能在深圳定居，社会体制不能给他们稳定感。”

　　深圳市官方几个部门组成的外来工管理课题组于湖南、四川访谈在深打工返乡的“打工者”。许多外来工声称，他们很希望留在深圳，但在目前的制度、政策环境和低劣而不稳定的生存状况下，他们不能不选择离开，因为在深圳户口解决不了、工作不稳定、钱不好挣、干活太辛苦、生活条件差、经常受欺负、人身安全无保障。

　　社会学家们的调查显示，由于农村依旧贫困，返乡的外来工大多数仍然会寻找机会外出打工，打工几乎成为他们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但城市又不允许他们定居下来，于是，农民工就只能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退，并随着民工潮的涨伏而钟摆式地在城市与乡村间来回摆动。

　　“由于个人能力、受教育程度、综合文化素养、发展机遇、勤奋程度、职业性质而产生贫富的不均以及收入的差异，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如果贫富悬殊与身份差异是因为制度设计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就是社会的不公正。”

　　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让他们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建立社会支持体系，让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目前，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制度，是农民流动和城市化适应的最大障碍，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大障碍。

　　深圳人经常谈论救助内地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然而在这个城市里就有很多失学儿童：即使父母已在深圳工作了10多年，每年为深圳创造经济财富、缴纳利税，但他们不享有在深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城市不是农民工的家，他们当然也不会全身心地爱护这个不是家的地方。各种犯罪和不文明行为就是农民工过客心态的体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数据，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他们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穷的农村地区，只接受过初中教育且年纪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82%的人到了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江苏、福建和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仅广东就占47%，主要分布于制造业(30%)，建筑业(23%)，社会服务业(10%)，住宿餐饮业(7%)，批发零售业(5%)。他们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以上。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136515亿元人民币，外贸进出口总额11547亿美元。而创造这一经济奇迹的主要是密集于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外来农民工。(黄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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