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误2】“香格里拉”是中甸藏语方言， 意思是“心中的日月”，它的英文是Shangrila。

　　迪庆州官方引述一些“专家”的考证，认为“香格里拉”源自中甸藏语方言。其中的“香”，藏语意指“心”；“格”相等于汉语助词“的”；“里拉”则是“日月”的意思。合起来，“香格里拉”就是“心中的日月”，而Shangrila也就应当读成：Shan-g-rila。

　　这是对希尔顿原著的公然篡改。“香格里拉”的英文是Shangri-La，希尔顿在小说中明明白白地提到，La在藏语中指“Mountain Pass”(山口)。在西藏高山地区及克什米尔一带，以“La”为后缀的地名有很多，多是指崎岖山岭中的通道(山口)。“香格里拉”的意思就是一个名叫“香格里”(Shangri)的山口，它只是小说家杜撰出来的一个普通的藏语地名罢了，并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在里头。

　　笔者并不否认迪庆州有“香格里拉”的一些影子，但某些人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迪庆州就是“香格里拉”，就牵强附会地捏造一些虚假的证据，把Shangri-La的意思篡改成“心中的日月”，好与迪庆藏语方言中的某个词汇的含混读音相吻合。

　　【谬误3】“香格里拉”就是“香巴拉”。

　　在关于“香格里拉”的流行言说中，把“香格里拉”与“香巴拉”等同起来，说“香巴拉”在中甸方言中的读音就是“香格里拉”的例子比比皆是。

　　“香巴拉”是藏传佛教和苯教共有的一个古老语汇，指一种人神共有、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想净土，是“位于遥远北方的极乐世界”。对于西藏人来说，“遥远北方”、“遥远的香巴拉”究竟在哪里？是在东南方向的自称“香格里拉”的迪庆吗？

　　藏学研究者张庆有在《香巴拉——藏传佛教理想净土》(《西藏艺术研究》，1997.2)一文中，援引藏族学者阿莽班智达的话说：香巴拉是人类持明的圣地，位于南赡部洲的北部，其地形是圆的，状如八瓣莲花，中央是王宫。张文还指出：藏传佛教各派的高僧、大德们都认为，在冈底斯山主峰附近的某个地方，有个叫“香巴拉”的神秘所在，香巴拉历代法王掌管着由960万个城邦所组成的幸福王国。张还引述了藏族学者曼隆古鲁、曲杰觉丹扎巴合著的《香巴拉道路指南》中的观点：香巴拉在西藏的西南方，印度北方邦的北部某处，可能是雪山环绕的一处神秘世界，也可能在地球附近的某个空间(即不在地球上)。

　　所以，“香巴拉”的可能“位置”，或是在藏人居住地的“遥远北方”，或是在“西藏西南方”，或藏西冈底斯山附近，或是不在地球上，或是按一种流行的说法——在每个人的心中。总之没有线索把“香巴拉”指向西藏东边汉藏交界处的迪庆。

　　“香巴拉”与希尔顿杜撰出来的“香格里拉”也没有关系。综合藏传佛教对“香巴拉”的描述，“香巴拉”与“香格里拉”有许多不同：

　　1. 地貌、幅员不同。香格里拉：喇嘛寺并不在谷地中心；香巴拉：同心圆状的庞大王国，国王的王宫位于中心位置。香巴拉是宽阔大地，香格里拉是狭长山谷。

　　2. 人文状况不同。香格里拉：人口只有数千，甚至有一些凄清之美；香巴拉：有无数城邦，人口众多稠密，热闹繁华。

　　3. 政治体制不同。香格里拉：松散式治理；香巴拉：中央集权式的君主体制。

　　4. 文化格局与文化理念不同。香格里拉：文化上汉藏合璧、中西合璧，多元文化共存；香巴拉：恶狠狠地发誓要肃清异教徒而建立纯粹的佛教王国。

　　5. 词汇含义不同。“香格里拉”按迪庆官方的解读，是藏语“心中的日月”之意；而“香巴拉”在藏语中意为“北方极乐世界”。

　　6. 统治者不同。“香格里拉”是西方人杜撰的乌托邦和对东方的想象，是一个“西体中用”的杜撰物，“香格里拉”的领导人及其继承人都是西方人；而“香巴拉国王”的血统源于印度和西藏。

　　很明显，在藏人中世代流传的“香巴拉”和西方人希尔顿在20世纪30年代杜撰出来的“香格里拉”，根本是两回事。

　　【谬误4】美国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和中华民国奇女子刘曼卿的游记中已经说了，迪庆的中甸地区就是“香格里拉”。

　　首先，洛克游记中“最像”“香格里拉”的地方不是在中甸而是在川西稻城附近。

　　其次，洛克写游记时，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尚未问世，洛克如何会说稻城或中甸就是“香格里拉”？还有人说洛克1931年在美国发表的旅行记已确认亚丁就是“香格里拉”，笔者对此表示怀疑：洛克那时知道有“香格里拉”这个地名吗？

　　更为重要的是，“香格里拉”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景观的表象，而在于精神、人文方面的纯洁与和谐。而在洛克的游记中，稻城附近是土匪横行的地带，他要全副武装的纳西族人护送并准备许多礼物笼络当地的军阀匪盗，这哪里像是一次“香格里拉之行”？

　　按下稻城不提，再看迪庆。许多“迪庆派”还热衷于引用刘曼卿(20世纪30年代初入藏)的《康藏招征续》“中甸”条目里对中甸风光的赞叹——“恍若武陵渔父，误入桃源仙境”等等，用来证明“香格里拉就在中甸”。然而他们却不敢直面“中甸”条目中也提到的“全城街道共只两条，牛马杂沓，泥泞不堪，积臭令人掩鼻”的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以及刘曼卿后面的发问：“将谓中甸人民果真长年居于桃源仙境欤？是又不然”。

　　《康藏招征续》中还如实地叙述了中甸盗匪横行的情况，在归化寺(今松赞林寺)内，有枪八九百枝；而“本自卫之本能，中甸遂亦家家购置枪械”。这种家家户户乃至松赞林寺都购置枪支的乱象，能让人有“香格里拉”之感么？

　　无论是刘曼卿，还是约瑟夫洛克，他们的游记不仅不能证明“香格里拉并不遥远”，反而只能证明“香格里拉仍在远方”。

　　从这一点上看，希尔顿在小说中把他的“香格里拉”安放到远离人类是非之地的西藏高原深处，是非常明智与符合逻辑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美好想象，在全球信息传播不断增强的20世纪30年代，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东方神秘面纱逐步被揭开，中国的阴暗、落后面已越来越为外界所知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落脚在中国内地和汉藏边境了。就像躲避大洪水一样，西方人关于中国的美好想象的尾声，只能落脚到西藏高原上的神秘无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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