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百态 文革时期香港鲜为人知的一面(附图) | | | | 2005-12-19 08: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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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在香港一向被归为左派摄影师。上世纪50年代， 当时香港的经济水平还与国内相差无几，那时他就与香港“纪实摄影”领头人陈迹先生（前不久去世）一起用手中的“禄莱”120相机记录着香港的中下阶层的生活形态。这一时期，这个群体有麦烽、钟文略、陆幸如（女）等先生，后来从东南亚回港的陈复礼先生也加入其间。香港的各大事件，特别是劳工、社团生态、艺人生活等在他们的镜头里都有充分的反映。当时他们的口号是“爱祖国，用国货”，“用摄影去反映下阶层”，“无情揭露港英政府”等。至60年代中后期香港经济腾飞，香港社会形态和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左派摄影群体也随之分化，虽然以陈迹为首的几位仍然在街头巷尾“捕风捉影”，而这时候香港摄影界已无什么“左派群体”可言了。
因为始终坚持“用摄影去反映社会下层”，所以父亲摄下了大量的不为主流所重视的香港的另一面。除了纪录劳工市井外，他的照片中还有不少“左”味很浓的题材。比如，1967年“文革”极左思潮泛滥到香港，香港左派工人“反英抗暴斗争”的照片；70年代初香港劳工子弟学校（港九工人联合会举办）和左派主导的香港名校“香岛中学”、“培侨中学”拿《毛主席语录》作教材，到大屿山搞开门办学，学工、学农的照片；还有“文革”题材的造型摄影，也就是主题先行的摆拍。如果没有说明，你很难相信这些照片出自于资本主义香港的一位摄影师之手。
20世纪60年代，香港西环菜市场的劳工
“文革”期间， 香港左派摄影群体常常搞一些革命题材的“静物摄影”和“造型摄影”活动。他们与“大华”、“裕华”这两个大型国货公司有紧密联系，一旦大陆有什么“文革”瓷器和雕塑到香港，必定第一时间通知他们，供他们摄影创作之用。他们以这些“文革”瓷器为主体，再加上布景、环境，营造出革命的主题。比如，大陆这一时期人人要背“老三篇”，于是就有八路军张思德的瓷器到港，家父就弄出了《张思德烧炭》这幅照片。记得他曾告诉我说，布景是由舞台美工师出身的钟文略先生亲自画的，为了解决道具中的炭窑里的烟火效果，家父采用电影拍摄常用的烟火手段，在烟筒里加进“干冰”。民兵、炼钢工人、青纱帐里的游击队员、红军战士、革命小将、收租院中的长工、少数民族的儿童、“文革”色彩很浓的瓷器……在他的照片中都可以看到不少。
因为家眷在广州，每年他都少不了回来几趟。每次总是带着照相机回来“搞创作”、拍照片，在广州街头巷尾里转悠。那时的广州街头，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人不多，又是港客打扮，有一次竟被人误为间谍，扭送到派出所，幸好登记的派出所出面担保解释，说这老头历年来都是遵章守法的“港民”，不是“美蒋特务”，才放他出来。他拍摄的广州，一是风光，二是革命的、美好的一面。这和他当时的思想倾向有关，同时也应该是一种无奈，因为当时港客所拍摄的照片必须在广州冲洗，经过严格审查后才能带出境外。
对于我的父亲，我并没有探究到他思想的深处，或者说我理解不了他们的境界，而家父也并不愿意向我回顾这段历史。关于他的“左迹”，我丝毫没有调侃的意思，相反我对他的人生充满了尊敬。因为他们是身处于功利的、资本主义的香港而选择、倾向于一种被后来否定的革命的理想主义。即使说他们是一种狂热，至少可认为他们很大程度是出于浓烈的爱国之情和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理想主义的感召。无论如何，家父和他的朋友们记录了香港鲜为人知的一面：概貌之外的细节，浮华背后的苦痛，功利社会中的理想……
1970年， 香港大屿渔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宣传画和彩旗。从1949年开始，这里的人们每年都要集会庆祝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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