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达
济南大明湖的北岸，是一带名胜古迹较为集中的地方，水榭回廊，花木扶疏。纪念明代建文帝时兵部尚书铁铉的铁公祠，就坐落在这里。有文字说明道，这座祠堂“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1792）年”。查各种史料方志，也无不这样记载。但我以为，这说法很值得怀疑，因为分明记得孔尚任就写过一首咏铁公祠的诗，而孔尚任主要生活在康熙年间，且卒于康熙五十七（1718）年。可见，铁公祠在康熙时就早已存在了，而绝不是“始建于”乾隆时。
孔尚任的诗是一首七绝，是这样写的：
文皇东破济南城，鼓角连天草木兵。
悬板无灵千古恨，铁公祠下一吞声。
这首诗最早被编入倪匡世所辑的《诗最》之卷四，下注写作时间为“戊午八月”。此“戊午”是指康熙十七（1678）年，比上文提到的乾隆五十七（1792）年要早一百多年。依照清制，戊午为乡试之年，考期例在秋季的八月。孔尚任当时已经年过而立，很有可能是为应乡试来到济南，于伏案之余游览历下，写下了组诗《历下杂咏七首》，咏铁公祠的那一首就位列其中第一，而且是唯一的一首咏史之作（其余都是咏物诗），诗中所写乃是明成祖朱棣破济南、杀铁铉事。
史载，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其嫡孙朱允炆依照太祖生前旨意继承帝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纳下议，定策削藩，当然也就借机排除异己，并祸及诸王。太祖次子燕王朱棣本来就对所谓“削藩”不服，又听说自己也在被废黜之列，情急之下，便以“清君侧”为名，组织起“靖难”之师，从北平发兵，到南京争夺帝位。一路上虽然遇到了不少阻碍，但也称得起过关斩将、所向披靡，数月内就占据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盘。只是在途径济南时受到了当时任山东参政的铁铉的奋力抗击，围城三月而不能下，最终只得绕道而行。其间，铁铉曾设计诈降，在城西门上预先伏下壮士，并悬置了一块很重很大的铁板，欲待朱棣入城时猛然砸下，以置之死地，然而却没有砸中！朱棣又惊又怕又恼又怒，连续多日百计攻城而未果，只好无可奈何地撤兵离去。铁铉也因抗击朱棣有功，很快被建文帝提升为兵部尚书。四年后，朱棣终于大获全胜登上帝位，这才又回师攻破济南，铁铉亦被“磔于市”（分裂肢体）而惨死。对于铁铉的“义举”，济南人是难以忘怀的，后来便在他曾誓师抗燕的大明湖畔建起了铁公祠，表示纪念。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铁铉抗击朱棣，虽然有反对战乱、维护安定之意，但显然也表现了非常浓重的封建正统观念；后人纪念他，自然也带有这种意味，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追求这种意味。而这，就恰恰正是触动孔尚任灵魂深处最为隐秘的某种情结的一点。孔尚任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亲历了一场“天崩地解”，再加上其父孔贞璠本是明末举人，明亡后便隐居不仕，其所结交的朋友也多是前朝遗民，他们终日所谈论的常常是明亡之恨，说到切齿处则往往仰天太息、痛哭流涕。这一切，不能不像种子一样，撒播进孔尚任年轻的心田，并逐渐萌发。所以，当他来到铁公祠，回忆起那段历史的时候，便不能不从内心深处发出感慨。孔尚任对于“非正统”的朝代更替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也许是因此而过于激动，就把历史的功过成败一股脑儿归结到了“悬板无灵”这一非常偶然的因素上面了。但是，他却显然没有想到，如果不是因为改朝换代，大明湖畔会建起一座纪念铁铉的祠堂吗？如果没有铁公祠，他的这一番感慨还能够在这里找到寄托吗？他的这种过于正统的历史观，既表现在这一首咏铁公祠的小诗里，更表现在他后来的传奇名剧《桃花扇》里，两者的感情基调显然是相通的。这就可以反过来更加证明，引得孔尚任大发感慨的铁公祠早在清代初期就已建立，当是确凿无疑的了。
那么，这座祠堂究竟是在具体的哪一年“始建”的呢？我们今天恐怕是难以考订、难以确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建立也决不会是在明代统治相对稳固的时候，因为无论哪一个朝代都决不会允许建立祠堂纪念一位对抗本朝皇上的人物。据此，我们能够较为合理地推断出其始建的大致时限，这应该最早是在明代衰微之后，最迟是在清代立国之初，而最有可能则是在南明小王朝时期（1645~1661）。因为只有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内，许多就像《桃花扇》中的李香君、柳敬亭那样的准遗民或遗民们，由于难忘旧迹而又痛感无力回天，便会把铁铉这样的人物当成某种精神、某种心理的寄托和象征，并为之建起祠堂。这种建筑最初可能只有民间意义，后来才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所以，乾隆五十七年至多是对于已有的铁公祠的扩建或重建，而断然不会是“始建”。 | 
孔尚任与铁公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