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山东灾民悲惨逃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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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山东灾民悲惨逃亡图

2007-03-20 10:19:00　　来源：新华网山东频道　　编辑：文庆　　进入社区论坛

　　常诚　

　　1935年，时为《大公报》记者的萧乾踏访鲁西灾区，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流民图》，描述了当时山东灾民外逃谋生的悲惨图景——

　　1935年入春后，山东大旱，受灾县份约在三分之二，其中鲁北、鲁西南灾情最重。而到了7月中旬，黄河上游雨量骤增，鄄城董庄至临濮集约3公里大堤全部漫水，刷成口门6处，洪流泛滥，鲁西尽成泽国，灾情极为严重。1935年编制的《山东黄河水灾救济报告书》记载了当时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甄伟忱目睹的一段情景：“有一绳系男女十二口被淹毙，顺流而下，惨不忍睹。人民有登树者，有用木扎成高台，老幼男女在其上。壮丁站水中者，呼救之声时有所闻，村村皆是，百只船收容几何？……房屋一律倒塌，水刷去其大半，仅有一二鸡犬，见有木圈一个，男女七口皆提圈淹毙，下流零星浮尸屡屡近船，船行于大树顶上。”正是在这样的大灾之下，时为《大公报》记者的萧乾开始了第一次独立旅行采访，用手中的笔为我们留下了70年前众多山东难民与死神搏斗、逃离家园的人间惨景。

　　汪洋大水中的济宁

　　济宁是当时灾区的中心城市，一时各路逃命灾民涌入济宁火车站，萧乾来到这里采访，他写道：“由车站向四周眺望，济宁可说是整个漫在汪洋大水里了。不错，我们还看得见树梢，甚而房顶，但房顶旁边却可以航行丈长的大船。用这银亮亮的背景，栖在站台上、铁轨旁、田上、郊野坟堆上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难民。……在那上面，就铺着草卷、席头、破被，蜷伏着无精打采的人们，饥饿夺去他们奕奕的目光，也夺去他们生存的魄力。大头瘦脸的婴儿抓着松软无乳的奶头，非等绿豆蝇叮得太厉害才哭叫一声。苍老妇人扶着拐杖，阖目想念着她几代创建的家园。八十岁的老翁仰头只是‘天哪，天哪’地叹息着。远地漂来的一只船靠了岸，又一批流离失所的流民挤上站台。”

　　当时灾民非常多，《1935年黄河决口济宁灾情的回顾》一书记载：“各县灾民逃来济宁后，虽在火车站下席棚接待站内暂时得到了安顿，但各县灾区太大，灾民太多，一时蜂拥而至，集中于此，实在应接不暇。更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所限，不能及时运出，所以先一批输运不完，后一批接踵而到，源源不断，绵延数十日。尽管在车站下搭棚四五座，占地数十亩，而不得进住的灾民还是成千累万。他们只好流落在附近的村头巷尾、郊野田塍、轨道沟穴之旁，啼饥号寒，嗷嗷待哺。一时哭声震天，饿殍载道，住地内外蚊蝇成群，便溺满地，一副惨绝人寰的情景，使人目不忍睹。”萧乾注意到一个老妇人：“他空肚喝了四天冷水，最后才被人救起，她不停地发抖，闭着眼，嘴里念着：‘我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受这个罪！’领到黑馍馍放到她怀里时，她用枯柴般的手牢牢抓着，死命地向嘴里填，胸脯的瘦骨即刻起了痉。她恨不得一口全都吞下去。旁边那个妇人劝她慢些，她赶紧勒紧前襟，狠狠地瞪了那妇人一眼，以为是要抢她的那份。”

　　萧乾在难民丛中行走，他写道：“我走近一辆满载的车，地上坐满了静待运送的难民。满足的，怨恨的，信任的，怀疑的目光一齐向我射来。一个老妇人指着他失去一只鞋的小脚。她挤上了车，却丢了她的鞋。宽沿破草帽下有一张熟悉的脸，我认出那是曾经向我打听车的农夫。他也看着我脸熟，就扯着脖颈问：‘大爷、大爷，给俺运到啥地方呀？’可怜的流民，像一片片浮萍，茫然地在灾难中漂流。”

　　不知路在何方

　　山东难民被不断往外地疏散，有流向邻省的，更多是流向了关外东北。难民疏散的过程很艰难，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深秋时节，萧乾随着一批难民来到济南，那时有许多难民进了当地的收容所，等待疏散，萧乾写下了《大明湖畔啼哭声》：“时间是大早，深秋正用彻骨的冰冷提醒着人们隆冬之将至。收容所门前挤满了才逃上来的难民，他们几乎颤抖成一团，胸上写着号码的白条迎风飘动着，也随着那些瘦弱的身躯颤抖。孩子们无力地跺着小脚丫，‘冷呀、冷呀’地号啕着，那声音是有传染性的，一个孩子可以哭醒许多缩在避风角落的孩子们。哭，发泄了他们内在的要求，却更增加了冷意。……我迈过收容所的门槛，即刻一股难堪的气味扑鼻而来。那是一座祠堂，堂的中殿和两厢都躺满了裹着破烂的人。我耳边充满了哭喊声。迎门，一个年纪近八十岁的老太婆正和一个小女孩争着一片破军毯，老太太颤颤地嗫嚅着：‘你小丫头，俺这把年纪，夜夜冻得睡不着，你抢啥！’”

　　这就是当时的收容所。由于政府赈济难民资金有限，所以很多灾民在大灾之后仍在死亡线上挣扎。山东省政府7月22日致电南京政府：“试为通盘计算，如以五百万灾民，内有三百万被灾较轻，犹可苟活，其余二百万则一赖政府维持，按计口授食，以最低限度言，每人月需一元，每月尚需洋二百万元……请赐筹一千五百万以救民命。”而实际上，截止8月26日，山东黄灾救济会只收到中央赈款32.8万元。因此，难民们度日如年、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就在所难免了。据《山东黄河水灾救济报告书》记载，当时由济宁火车站运出灾民，自7月21日起截止9月27日止，计装运147车，共运出灾民243544人，又各县直接运出灾民计30598人。另外，各县灾民自动迁逃出外谋生者约有15万人之多。

　　漫漫逃荒路

　　许多灾民得不到救助，大多数人只好逃亡东北。萧乾没有随难民到东北，从当年其他报纸中可以约略知道一些接下来的情况。

　　难民在从家乡出逃时，所带的钱多少不一，最多的也不过四五十元，少的一两元，甚至分文没有，因此，他们沿途只能靠讨饭活命。大灾之年能讨到饭的甚少，结果，沿途饿死的很多。当时的报纸记载：“从济宁走到青岛，道路常看见饿死的小孩和老人。”这些逃难的人即使到了东北也未必就能活命，东三省当时的有关资料记载：“关外现值寒冬，冰天雪地，百工歇业，鲁省难民到达该地后，多数未能达到谋生目的，而老弱妇孺之辈，因不耐饥寒之苦，沿途倒毙者十之五六。”

　　对许多难民而言，逃难之路往往就是死亡之路。难民在逃亡途中卖儿卖女司空见惯。据一个到东北的难民回忆：“一个女孩在青岛卖二三十元，到了奉天只卖十数元小毛钱（辅币），男孩简直没人买。在我们群里（该群中有沂水、蒙阴、济宁、单县共150余人）已经卖了四人。卖的钱我们大伙儿花了。因为我们一同上船，数十天没有离开，所以都很和气。”

　　也有难民因受骗、被勒索而不得不卖儿鬻女，报纸曾登载一件难民被迫卖女之事：“其人对于东省救济情形一概不知，到大连时为某旅店伙强拉入店，住宿一宵，花去十余元。后来长春，又为某店伙强拉入店，一再阻拦，不令其即走。迨至结账，则店资在三十元以上。该难民罄其所有，不足半数。店中逼其鬻女，其人不得已，将17岁长女以十五元鬻出。客栈于逼立字据后，即逐之出店。”

　　到东北去的难民也并非都能有安身之地，流浪街头的很多。报纸记录了哈尔滨街头一家男女带两个孩子沿街乞讨的情景：“路旁放担子一，两端各有花筐，内坐小孩各一，一孩约三岁，一孩约五六个月。筐内拥满破棉絮，小孩坐于其上，不耐寒侵，纵声大哭，妇女低首饮泣，泪缘颊顿作断珠下，男子左右顾视其两婴，仰天长叹，眶内热泪夺关下坠。……男子说：‘俺这里有一床被子，哪位爷给俺几个钱卖它，有要俺这两个孩子的俺也卖给他。’说到此，他放声大哭，妇女亦哭啼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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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关东、走西口与下南洋

　　□常诚

　　在封建旧中国，广大农民乡土观念浓重，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常常是世世代代耕种在一块土地上。但在近代中国，天灾与人祸并行不断，一些重灾区的农民苦难深重，无法照旧生活，只有背井离乡，一“走”了之。中国疆土辽阔，各个地域的农民落难逃荒的路线各有不同，出现了一幅幅景象不同的“流民图”。

　　山东“地少人稠”，又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灾害多发区。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照史书上的话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历史上山东与关东就有紧密的地缘、人缘关联，于是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了主流。但关东毕竟是关外蛮荒之地，天寒地冻，人迹稀少，并非山东难民逃难的首选之地，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可见，“闯关东”实在是“死逼”出来的。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苍凉凄婉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久为人们熟知。“西口”是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流民走过西口，过了长城，就可以到达蒙古草原及河套一带谋求生计。在那个逝去的年代里，“走西口”成为华北流民西进求生的代名词。“走西口”的流民来自华北各地，而以山西人为主流。当年山西灾害频发，生存维艰。民谣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但天无绝人之路，一“墙”之隔的“口外隙地甚多”，无疑是一条生路，这就难怪“直隶、山东、山西小民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了。但通向西口的路并不好“走”，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特别是土匪当道，丢掉性命的人不少，沿途白骨累累。山西北部与内蒙古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365盏麻纸扎成的河灯，代表着所有客死的孤魂，祈望他们能够回乡……“走西口”的流民潮持续了300年，最初“皆令冬归春往，毋得移家占籍”。但穿梭于口内口外的“雁行客”，一旦条件允许，“竟将全家搬出口外”，成为内蒙的定居移民。他们入乡随俗，“衣蒙服，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过起了“蒙化”的汉族生活。

　　在去海外谋生的流民浪潮中，“下南洋”最为壮观，这是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较之去拉美等地，更具有“可选择性”。

　　回首往事，“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是贫苦民众抗争命运、艰难创业生存的历史，都是一段段苦难与艰辛、血汗与泪水交织而成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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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诚　 　　1935年，时为《大公报》记者的萧乾踏访鲁西灾区，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流民图》，描述了当时山东灾民外逃谋生的悲惨图景—— 　　1935年入春后，山东大旱，受灾县份约在三分之二，其中鲁北、鲁西南灾情最重。而到了7月中旬，黄河上游雨量骤增，鄄城董庄至临濮集约3公里大堤全部漫水，刷成口门6处，洪流泛滥，鲁西尽成泽国，灾情极为严重。1935年编制的《山东黄河水灾救济报告书》记载了当时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甄伟忱目睹的一段情景：“有一绳系男女十二口被淹毙，顺流而下，惨不忍睹。人民有登树者，有用木扎成高台，老幼男女在其上。壮丁站水中者，呼救之声时有所闻，村村皆是，百只船收容几何？……房屋一律倒塌，水刷去其大半，仅有一二鸡犬，见有木圈一个，男女七口皆提圈淹毙，下流零星浮尸屡屡近船，船行于大树顶上。”正是在这样的大灾之下，时为《大公报》记者的萧乾开始了第一次独立旅行采访，用手中的笔为我们留下了70年前众多山东难民与死神搏斗、逃离家园的人间惨景。 　　汪洋大水中的济宁 　　济宁是当时灾区的中心城市，一时各路逃命灾民涌入济宁火车站，萧乾来到这里采访，他写道：“由车站向四周眺望，济宁可说是整个漫在汪洋大水里了。不错，我们还看得见树梢，甚而房顶，但房顶旁边却可以航行丈长的大船。用这银亮亮的背景，栖在站台上、铁轨旁、田上、郊野坟堆上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难民。……在那上面，就铺着草卷、席头、破被，蜷伏着无精打采的人们，饥饿夺去他们奕奕的目光，也夺去他们生存的魄力。大头瘦脸的婴儿抓着松软无乳的奶头，非等绿豆蝇叮得太厉害才哭叫一声。苍老妇人扶着拐杖，阖目想念着她几代创建的家园。八十岁的老翁仰头只是‘天哪，天哪’地叹息着。远地漂来的一只船靠了岸，又一批流离失所的流民挤上站台。” 　　当时灾民非常多，《1935年黄河决口济宁灾情的回顾》一书记载：“各县灾民逃来济宁后，虽在火车站下席棚接待站内暂时得到了安顿，但各县灾区太大，灾民太多，一时蜂拥而至，集中于此，实在应接不暇。更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所限，不能及时运出，所以先一批输运不完，后一批接踵而到，源源不断，绵延数十日。尽管在车站下搭棚四五座，占地数十亩，而不得进住的灾民还是成千累万。他们只好流落在附近的村头巷尾、郊野田塍、轨道沟穴之旁，啼饥号寒，嗷嗷待哺。一时哭声震天，饿殍载道，住地内外蚊蝇成群，便溺满地，一副惨绝人寰的情景，使人目不忍睹。”萧乾注意到一个老妇人：“他空肚喝了四天冷水，最后才被人救起，她不停地发抖，闭着眼，嘴里念着：‘我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受这个罪！’领到黑馍馍放到她怀里时，她用枯柴般的手牢牢抓着，死命地向嘴里填，胸脯的瘦骨即刻起了痉。她恨不得一口全都吞下去。旁边那个妇人劝她慢些，她赶紧勒紧前襟，狠狠地瞪了那妇人一眼，以为是要抢她的那份。” 　　萧乾在难民丛中行走，他写道：“我走近一辆满载的车，地上坐满了静待运送的难民。满足的，怨恨的，信任的，怀疑的目光一齐向我射来。一个老妇人指着他失去一只鞋的小脚。她挤上了车，却丢了她的鞋。宽沿破草帽下有一张熟悉的脸，我认出那是曾经向我打听车的农夫。他也看着我脸熟，就扯着脖颈问：‘大爷、大爷，给俺运到啥地方呀？’可怜的流民，像一片片浮萍，茫然地在灾难中漂流。” 　　不知路在何方 　　山东难民被不断往外地疏散，有流向邻省的，更多是流向了关外东北。难民疏散的过程很艰难，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深秋时节，萧乾随着一批难民来到济南，那时有许多难民进了当地的收容所，等待疏散，萧乾写下了《大明湖畔啼哭声》：“时间是大早，深秋正用彻骨的冰冷提醒着人们隆冬之将至。收容所门前挤满了才逃上来的难民，他们几乎颤抖成一团，胸上写着号码的白条迎风飘动着，也随着那些瘦弱的身躯颤抖。孩子们无力地跺着小脚丫，‘冷呀、冷呀’地号啕着，那声音是有传染性的，一个孩子可以哭醒许多缩在避风角落的孩子们。哭，发泄了他们内在的要求，却更增加了冷意。……我迈过收容所的门槛，即刻一股难堪的气味扑鼻而来。那是一座祠堂，堂的中殿和两厢都躺满了裹着破烂的人。我耳边充满了哭喊声。迎门，一个年纪近八十岁的老太婆正和一个小女孩争着一片破军毯，老太太颤颤地嗫嚅着：‘你小丫头，俺这把年纪，夜夜冻得睡不着，你抢啥！’” 　　这就是当时的收容所。由于政府赈济难民资金有限，所以很多灾民在大灾之后仍在死亡线上挣扎。山东省政府7月22日致电南京政府：“试为通盘计算，如以五百万灾民，内有三百万被灾较轻，犹可苟活，其余二百万则一赖政府维持，按计口授食，以最低限度言，每人月需一元，每月尚需洋二百万元……请赐筹一千五百万以救民命。”而实际上，截止8月26日，山东黄灾救济会只收到中央赈款32.8万元。因此，难民们度日如年、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就在所难免了。据《山东黄河水灾救济报告书》记载，当时由济宁火车站运出灾民，自7月21日起截止9月27日止，计装运147车，共运出灾民243544人，又各县直接运出灾民计30598人。另外，各县灾民自动迁逃出外谋生者约有15万人之多。 　　漫漫逃荒路 　　许多灾民得不到救助，大多数人只好逃亡东北。萧乾没有随难民到东北，从当年其他报纸中可以约略知道一些接下来的情况。 　　难民在从家乡出逃时，所带的钱多少不一，最多的也不过四五十元，少的一两元，甚至分文没有，因此，他们沿途只能靠讨饭活命。大灾之年能讨到饭的甚少，结果，沿途饿死的很多。当时的报纸记载：“从济宁走到青岛，道路常看见饿死的小孩和老人。”这些逃难的人即使到了东北也未必就能活命，东三省当时的有关资料记载：“关外现值寒冬，冰天雪地，百工歇业，鲁省难民到达该地后，多数未能达到谋生目的，而老弱妇孺之辈，因不耐饥寒之苦，沿途倒毙者十之五六。” 　　对许多难民而言，逃难之路往往就是死亡之路。难民在逃亡途中卖儿卖女司空见惯。据一个到东北的难民回忆：“一个女孩在青岛卖二三十元，到了奉天只卖十数元小毛钱（辅币），男孩简直没人买。在我们群里（该群中有沂水、蒙阴、济宁、单县共150余人）已经卖了四人。卖的钱我们大伙儿花了。因为我们一同上船，数十天没有离开，所以都很和气。” 　　也有难民因受骗、被勒索而不得不卖儿鬻女，报纸曾登载一件难民被迫卖女之事：“其人对于东省救济情形一概不知，到大连时为某旅店伙强拉入店，住宿一宵，花去十余元。后来长春，又为某店伙强拉入店，一再阻拦，不令其即走。迨至结账，则店资在三十元以上。该难民罄其所有，不足半数。店中逼其鬻女，其人不得已，将17岁长女以十五元鬻出。客栈于逼立字据后，即逐之出店。” 　　到东北去的难民也并非都能有安身之地，流浪街头的很多。报纸记录了哈尔滨街头一家男女带两个孩子沿街乞讨的情景：“路旁放担子一，两端各有花筐，内坐小孩各一，一孩约三岁，一孩约五六个月。筐内拥满破棉絮，小孩坐于其上，不耐寒侵，纵声大哭，妇女低首饮泣，泪缘颊顿作断珠下，男子左右顾视其两婴，仰天长叹，眶内热泪夺关下坠。……男子说：‘俺这里有一床被子，哪位爷给俺几个钱卖它，有要俺这两个孩子的俺也卖给他。’说到此，他放声大哭，妇女亦哭啼不止。” 　　·相关链接· 　　闯关东、走西口与下南洋 　　□常诚 　　在封建旧中国，广大农民乡土观念浓重，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常常是世世代代耕种在一块土地上。但在近代中国，天灾与人祸并行不断，一些重灾区的农民苦难深重，无法照旧生活，只有背井离乡，一“走”了之。中国疆土辽阔，各个地域的农民落难逃荒的路线各有不同，出现了一幅幅景象不同的“流民图”。 　　山东“地少人稠”，又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灾害多发区。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照史书上的话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历史上山东与关东就有紧密的地缘、人缘关联，于是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了主流。但关东毕竟是关外蛮荒之地，天寒地冻，人迹稀少，并非山东难民逃难的首选之地，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可见，“闯关东”实在是“死逼”出来的。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苍凉凄婉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久为人们熟知。“西口”是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流民走过西口，过了长城，就可以到达蒙古草原及河套一带谋求生计。在那个逝去的年代里，“走西口”成为华北流民西进求生的代名词。“走西口”的流民来自华北各地，而以山西人为主流。当年山西灾害频发，生存维艰。民谣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但天无绝人之路，一“墙”之隔的“口外隙地甚多”，无疑是一条生路，这就难怪“直隶、山东、山西小民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了。但通向西口的路并不好“走”，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特别是土匪当道，丢掉性命的人不少，沿途白骨累累。山西北部与内蒙古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365盏麻纸扎成的河灯，代表着所有客死的孤魂，祈望他们能够回乡……“走西口”的流民潮持续了300年，最初“皆令冬归春往，毋得移家占籍”。但穿梭于口内口外的“雁行客”，一旦条件允许，“竟将全家搬出口外”，成为内蒙的定居移民。他们入乡随俗，“衣蒙服，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过起了“蒙化”的汉族生活。 　　在去海外谋生的流民浪潮中，“下南洋”最为壮观，这是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较之去拉美等地，更具有“可选择性”。 　　回首往事，“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是贫苦民众抗争命运、艰难创业生存的历史，都是一段段苦难与艰辛、血汗与泪水交织而成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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