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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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文化观

2007-03-30 13:38:00　　来源：华夏文化　　编辑：文庆　　进入社区论坛

　　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闯关东”被喻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山东人则是这一运动的主力军。有此说法：“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不绝如缕的“因果链”

　　上千万流民别故土，远走关东，其原因无疑是复杂的。“闯关东”由来已久，正是这种“由来已久”，使“闯关东”逐渐成为具有“山东特色”的地区文化传统，在齐鲁大地承传、沉淀、累积。这种传统积淀越厚，“闯关东”的内驱力越强，“闯关东”越是普遍化，这种地区文化传统越厚重，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因果链”。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作为一种地区文化传统，“闯关东”深深扎根于日益扩大的社会联系中。“闯关”的流民一般春往冬归，这是主流，但越来越多的流民在关东生根（清代、民国时期累计均超过1000万）。这就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他们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如光绪初年山东大旱，流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并可望异日开种荒地也”。这样的例子，史籍中多有记载，从调查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个案1：滨州市蒲城乡李振杰口述：“我出生于东北新京。我父亲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贷去了东北。那时我大爷在东北给人扛活，大娘在老家。我父亲就是奔着我大爷去的。我父亲去先到济南，坐火车经山海关到新京，在一家面粉厂做工。我母亲也是山东人，在新京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结了婚。从此我村大多数闯关东的都是奔着我父亲去的。”

　　个案2：博兴县于树林口述：“我今年74岁，闯关东时26岁。当时家有父、母、妻子。从张店坐火车，经济南、天津到奉天。原来在家是木匠，在那儿找了木工干。我没上过学。与我同去的是我姨表兄，奔着在东北的姑表兄弟去的。他比我早去一年多，我就是在老家跟他学木匠的。”

　　个案3：邹平县孙志国口述：“1945年父亲为了躲避日伪军抓兵，便带着我母亲、姐姐和我逃荒到青岛，而后坐船到大连，再到辽宁的瓦房店落户。留在家里的祖父、祖母由叔叔照顾。我们去是投奔1939年去东北的本村一位干小炉匠的乡亲。”

　　个案4：临朐县马福山口述：“1940年父母带我和我姐姐共四人去东北。……我们到沈阳是投奔舅舅的。舅舅1930年去东北沈阳，那时他才16岁，在一家日本人办的铁工厂做瓦木学徒工，每月工资15元。舅舅住在沈阳皇姑屯，距沈阳火车站15里路。我们下车后，我按着地址，花两元钱雇了个马车去找舅舅。见到舅舅后，舅舅骑自行车把我们接到他家。当时我们是和一个山东老乡住一间房。”

　　个案5：莱阳县刘逞口述：“我是21岁（1938年）一人去东北大连的。……我是投奔本村姜蓝起的父亲去的，那时他在大连干木工，我们之间有姨表亲关系，我要求去东北，他很同意。”

　　这些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流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

　　“闯关东”的社会文化观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

　　台湾学者赵中孚也发现，“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如果笔者没有曲解的话，赵先生表达了近似的见解。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另据调查资料说：“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有时小孩子们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家人出来就揍那骂人的孩子，说：‘你爷爷也是山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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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闯关东”被喻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山东人则是这一运动的主力军。有此说法：“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不绝如缕的“因果链” 　　上千万流民别故土，远走关东，其原因无疑是复杂的。“闯关东”由来已久，正是这种“由来已久”，使“闯关东”逐渐成为具有“山东特色”的地区文化传统，在齐鲁大地承传、沉淀、累积。这种传统积淀越厚，“闯关东”的内驱力越强，“闯关东”越是普遍化，这种地区文化传统越厚重，形成一条不绝如缕的“因果链”。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作为一种地区文化传统，“闯关东”深深扎根于日益扩大的社会联系中。“闯关”的流民一般春往冬归，这是主流，但越来越多的流民在关东生根（清代、民国时期累计均超过1000万）。这就意味着血缘、地缘关系的延伸和社会关系的扩大。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他们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如光绪初年山东大旱，流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并可望异日开种荒地也”。这样的例子，史籍中多有记载，从调查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个案1：滨州市蒲城乡李振杰口述：“我出生于东北新京。我父亲早在1926年就借高利贷去了东北。那时我大爷在东北给人扛活，大娘在老家。我父亲就是奔着我大爷去的。我父亲去先到济南，坐火车经山海关到新京，在一家面粉厂做工。我母亲也是山东人，在新京经人介绍与我父亲结了婚。从此我村大多数闯关东的都是奔着我父亲去的。” 　　个案2：博兴县于树林口述：“我今年74岁，闯关东时26岁。当时家有父、母、妻子。从张店坐火车，经济南、天津到奉天。原来在家是木匠，在那儿找了木工干。我没上过学。与我同去的是我姨表兄，奔着在东北的姑表兄弟去的。他比我早去一年多，我就是在老家跟他学木匠的。” 　　个案3：邹平县孙志国口述：“1945年父亲为了躲避日伪军抓兵，便带着我母亲、姐姐和我逃荒到青岛，而后坐船到大连，再到辽宁的瓦房店落户。留在家里的祖父、祖母由叔叔照顾。我们去是投奔1939年去东北的本村一位干小炉匠的乡亲。” 　　个案4：临朐县马福山口述：“1940年父母带我和我姐姐共四人去东北。……我们到沈阳是投奔舅舅的。舅舅1930年去东北沈阳，那时他才16岁，在一家日本人办的铁工厂做瓦木学徒工，每月工资15元。舅舅住在沈阳皇姑屯，距沈阳火车站15里路。我们下车后，我按着地址，花两元钱雇了个马车去找舅舅。见到舅舅后，舅舅骑自行车把我们接到他家。当时我们是和一个山东老乡住一间房。” 　　个案5：莱阳县刘逞口述：“我是21岁（1938年）一人去东北大连的。……我是投奔本村姜蓝起的父亲去的，那时他在大连干木工，我们之间有姨表亲关系，我要求去东北，他很同意。” 　　这些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流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 　　“闯关东”的社会文化观 　　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满洲固有文化的“侵蚀”，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喧宾夺主”了。 　　台湾学者赵中孚也发现，“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如果笔者没有曲解的话，赵先生表达了近似的见解。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另据调查资料说：“在东北山东人很多，十有八、九，有的几辈以前就去了。有时小孩子们打仗，生在东北的孩子骂山东刚去的孩子为‘山东棒子’。家人出来就揍那骂人的孩子，说：‘你爷爷也是山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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